夏日的阳光直直地照­射­在大街上，街边的柳树垂头丧气地耷拉着枝条默不作声，苍蝇耐不住炎热躲进柳树蔫然的叶片中间嗡嗡地咒骂着老天爷。街上的行人汗流浃背，恨不得连最后的一件用来遮羞的衣衫也脱掉，赤条条地在街上行走。

我将摊子摆在柳树底下，静静地守候着小秤。秤面上的玻璃罩子已经打破了，是去年我娘摆摊的时候被城管摔破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现在除了我休息的时候偷偷出来摆一天摊之外，娘已经彻底不摆了，跟着我爹扫大街。城管局招徕一批往日在街上横行霸道的流氓混混执行公务，开着摩托车在街上疯狂地追逐商贩，抢夺商品殴打那些为了生计整天诚惶诚恐地在街头违章摆摊的小贩。我们家里的秤有着合法的营业执照，每个月缴纳着沉重的税费，还要订阅那种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工商报》和《税务报》，但就算这样本本分分经营着生活的日子也得不到安宁。那些城管队员平日子到了小摊儿上，我娘便诚惶诚恐地给他们称体重量身高，他们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服务，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去年有一回他们量身高的时候说我家里的尺子量得不够准确，把其中一个人量短了半公分，我娘就陪着笑脸解释，没想到触怒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头头，一把就推翻了我家的小秤，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只剩下我娘独自守着已经摔坏了的秤在街边默默哭泣。

现在我守着这台秤。它已经很破旧了，秤面上的弧形玻璃碎成了三片，被我娘用万能胶粘在一起，胶水挡住了里面的刻度线，有时候还要歪着脑袋看才能知道顾客的体重。但我对这台小秤充满感情，满怀感激。就是这台当初我娘花了一百多块钱买来的二手秤，养活了我们家里人整整十年，供养着我和我的妹妹们长大，供养着我们念书学习，我最小的妹妹周新萍都已经上小学高年级了。我和我的妹妹们在艰苦的日子里一天天长大，也是在这台小秤身边一天天长大。娘已经说了，等过了这个夏天，我和周新莲去念大学，兰兰中学的时候，小摊儿就要交给我的小妹妹周新萍在节假日里来摆。到了那个时候，每一个假期守候在小摊儿上的将是我最小的妹妹，她将在阳光里寂寞地等待，将在寒风里孤独地守候。

苦难没有浇灭我们一家人的希望。虽然苦苦挣扎了十年家里依旧一贫如洗，但我们毕竟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平安地长大了，一个都没有失去学业，并且个个学习成绩都很好。我已经可以依稀看见前面的曙光，我和我的亲爱的家人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幸福飘飘的生活，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经历的一切，不会忘记有爱有苦难有悲欢的人生岁月，那些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在苦难中体会到了人世间最可贵的爱与感动。

五六年来每一个节假日我都在街头，我在街头的时候那些甘肃的­妇­女也在街头。最初来省城的那个大胆的老妓汝已经风烛残年了，像一根­干­瘪的枯枝一样在街头摇摇晃晃地走动，害羞地向走过的人伸手要钱。六七年的暗娼生活彻底摧垮了这个原本爽朗的­妇­女，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零乱得就像­鸡­窝一样盘在脑门上，面皮蜡黄，皱纹里布满泥垢。再没有一个人愿意光顾这个看上去行将就木的老女人了，也就再也没有听见过她爽朗地在阳光底下大笑，也没有大团结可以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掀开衣服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去。她大约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在省城的人群里乞讨度日。那些后来的甘肃妓汝们嘻嘻哈哈地牵着男人的手从那个可怜的老女人身边走过，连瞧都不瞧一眼她们这一行在省城的开山鼻祖。

我最初无限憎恶那个老妓汝，但现在我已经不憎恨她了，甚至会觉得她很可怜。在清贫的生活面前，我没有资格批判任何一个抗争着的人。快二十岁的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理解了我所在的那个世界的生活。生活的真相往往会让人觉得憎恶，也会让人感动。我望着在人群里伸手乞讨的那个甘肃老女人，不知道她的儿子这个时候在家乡是不是正在想念着为他们付出了青春、汗水和尊严的娘亲。

我在人群里看见了一个的身影，这个身影很熟悉但又很陌生。她是当年的卞秀清，那个曾经无数次坐在我家门前的大河堤上跟民办老师王金龙谈情说爱的美丽的乡村女子，那个后来跟着江苏小木匠私奔的女子，那个因为她的私奔导致王金龙被错杀的女子。她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风韵，变成了一个酸菜坛子一样的中年­妇­女，全身上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尺码，分不清ρi股和腰肢。

卞秀清也看见了我，笑盈盈地走过来，站到我的秤上去。我将她的体重如实告诉了她，她就惊呼一声捂住了眼睛，似乎秤上显示出来的数字惨不忍睹。

她跳下去，从口袋里摸出一毛钱递给我。

“是一毛钱一次吧？”她问我。

我摇摇头，她又惊呼一声：“难道涨价了？这是什么世道啊！称一个破体重也要这么多钱。”

我鄙夷地看看她。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看见她我就想起了被五花大绑拉到河滩里枪毙的王金龙。那个多才多艺的老师被强行按倒在大坑边上，公安一枪就打爆了他的脑袋，他就像一个麻袋一样一头栽进了挖好的大坑里。我不知道他临死的时候心里有着怎样的悲哀，如果他知道他挚爱的卞秀清至今逍遥地活在世界上，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冤死而在黑暗的夜里独自随风呜咽。

“没涨价，还是一毛。不过我不要你的钱。”我对她说。

卞秀清喜上眉梢，把一毛钱收回口袋里，笑眯眯地说：“我就知道你周家娃不会要我的钱。怎么说都是乡亲哩！你等一下啊。”她说着，从衣袋里摸出一颗糖果，朝我递过来。我摇摇头没有接，我只希望她赶紧走开，走得越远越好，让我心里赶紧平静下来好好看我的课本。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学校了。正是高三最后的阶段，大家都在拼命地复习，但是我不能去学校，因为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挣足够的钱，才能保证我和周新莲不至于失学，至少可以保证周新莲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

卞秀清把糖果收回去，朝远处的一个男人招手。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当年的那个小木匠。当初王金龙被公安当成杀害卞秀清的凶手捉走的时候这个小木匠就站在人群里看热闹，随后他就消失了。如果他那个时候站出来告诉所有的人卞秀清没有死，王金龙也就不会被屈打成招枪毙掉了。

小木匠走了过来，笑呵呵地朝我点头。他已经成了一个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汉子，消瘦的身子和自己的婆娘形成鲜明的对比，日子在他身上落下了再也洗刷不去的痕迹。我不知道王金龙的死是不是在这个木匠心里留下了痕迹，如果有，我希望这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让他永生受到良心的谴责。

卞秀清叫小木匠站到了我的秤上，我低着头开始看我的书本，没有答理他们。两口子对着秤捉摸了半天，听卞秀清说：“我认得了，你是一百八十斤。”

小木匠似乎火气很大，大声地喊道：“你把我当成你了哇？哪里会有这样重？”

“你喊啥喊哪！”卞秀清也不退让，两口子就在我的秤边吵了起来。我低着头看书，虽然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但我始终没有抬头。这些年我在街头摆摊经常会看见从家乡来省城的人，我会很热心地给他们称体重量身高，我的心里对乡亲们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的感觉，但是对这一对男女我只有没完没了的厌恶。

两人争了半天就拉拉扯扯地走了，跟我也没有打一个招呼，他们看得出我脸上的不高兴，但是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冷冰冰地对待他们，他们是没心没肺的人，一定早就忘记了年轻时候做下的孽。

我觉得眼前清静了，但是看书的兴致也没有了，怔怔地坐在暴烈的阳光下发呆。我娘和我爹一起都去扫街了，这几年城里忽然多了很多电子秤，家里的生意日渐冷清，摆摊儿还要经常受到城管的­骚­扰，娘一个人不敢摆，就­干­脆跟我爹一起承包了市中心一整条大街来清扫，一个月每人有二百块钱的收入。这个收入比十年前我爹每个月的六十块钱增加了不少，但收入的增加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十年前一斤七毛钱的­肉­现在却要五块钱了，连二分钱一斤的萝卜也卖到了三毛钱一斤。我们一家人在清贫中挣扎了十年之后，依然没有改变生活，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的衬衫上依然大窟窿小眼睛，我的裤子上依旧打满了补丁，我的妹妹们依然一脸菜­色­。

我很想念学校，我也想念我的家乡。这些年里我已经基本上忘记了家乡的模样，忘记了那里还有我的很多亲人，还有一个我永远都牵挂着的莲花姑娘。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然后在我所有的节假日里摆摊挣钱。生活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早早成熟和冷漠起来的的人。

“咳！就要考试了，你还在摆摊哇？”有人一下子跳到了我的秤上面，差点把我的秤弄翻。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站起来伸手一巴掌打在她的脑门上。杨文萍低着头接受了我的一巴掌，笑嘻嘻地说：“还摆摊儿啊？不考大学啦？”

她已经长成了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个头几乎和我一样高，身形高挑，容颜秀丽，粉红­色­的肌肤透出青春的活力，靠近我的时候她的身上透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拖着鼻涕尿裤子的黄毛丫头。我一直都觉得她一定不是胖子杨占财的亲生女儿，那个胖子杨不出这样懂事和美丽的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