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那年的七月份就那样静悄悄地到来了，除了炎热之外，不落痕迹。这是我们全家来到省城的第十个年头，也是我在省城的最后一个年头。

我娘刚刚四十岁却一身病痛，长期的劳累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和哮喘病，整个夏天都在哎哟哎哟地呻唤。我知道娘一定很难受，若不然娘一定不会发生那种痛苦的声音。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分明地感觉到我和妹妹都去上学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个清贫的家庭来说，我们都立刻出去劳动才是最现实和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走我爹娘走过的人生道路，这个家庭便没有了希望，我爹娘的晚年没有了希望，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了希望。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让妹妹去念书。

七月六号的下午，我依然在街头摆摊。手里的书本已经被我丢弃在家里了，因为一切似乎都没有了意义。明天我就要参加高考了。虽然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别人都在忙着准备考试，我在街头摆摊挣钱，但是我还是决定参加明天的高考。如果我的求学生涯注定要因为贫穷而就此终止，我希望它能有一个美好而圆满的结局。

我坐在阳光里汗流满面，静静地等待客人光顾，手里把弄着一支弹弓。炎热的天气吓走了人们，街上行人寥寥。那支弹弓我已经把弄了两天，却一直没有弄好。小时候做弹弓打鸟却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却不那样得心应手了。

娘的哮喘病没有钱医治，拖得很严重了，我听说麻雀可以治疗哮喘，就在摆摊的间隙里做弹弓，我想打几只麻雀炖给我娘吃了试试看，就算不能治好娘的哮喘，至少可以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做一次尝试。

我的几个同学给我送来了准考证和削好的铅笔，还有一把小尺子和一块塑料垫板，他们在我的小摊上坐了一会儿，劝解我半天之后落寞地走了，忙着去准备明天的考试。他们都希望我能参加明天的考试，就算真的不去上大学，至少要证明自己能考上大学。我默默地接了他们送来的东西，却没有答应我的那些同学，只在心里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都要去参加考试。也许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机会眷顾我，让我也走进大学里去。进入大学将改变我的未来，也会改变我家里的未来。

“还不准备考试，这么大了还在玩弹弓呢么？”杨文萍笑盈盈地站在我的面前，白­嫩­的小手拿着一支­奶­油冰­棒­递给我，“看你明天要考试了，特地慰劳你一下，给你买一根好吃的冰­棒­。好好考啊，给我挣点面子吧！”她说完这句话，脸蛋就红了，我半天都没有看出来她为什么脸红。她笑嘻嘻地盯着我看了看，说：“傻蛋！”

我嘿嘿地笑着，把冰­棒­的纸去掉，将冰­棒­送到她嘴边。她像往常一样轻轻地咬了一口，就把我的手推回到我嘴边，说：“你吃吧，瞧你的嘴­唇­啊，什么时候都是­干­­干­的，就像那里。”她指着街边的树坑里被太阳晒得皲裂了的泥土。

“这个东西做的还真好看，­干­啥用呢？”她拿起我做好的弹弓问我。

“当然是打鸟雀了。”

“真残忍。不像你。”她笑着把嘴巴凑过来，我将冰­棒­送过去，她又咬了一口，美美地笑着，“你心眼儿好得很，怎么会随随便便打鸟雀呢？”

我低下头呵呵地笑着，没有回答。我不想她知道我现在的打算，也不想她知道我娘的身体不好。这些年艰难的生活了家里每个人都恪守着一条规则，那便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靠自己解决，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愿意得到别人的帮助。娘说，自己的事情就得自己去做，不论多么难，不论做到什么程度，都是自己的事情。经常祈求别人的帮助会让自己变得懒惰和没有进取心，欠下别人的人情也会是心里一个永远的负担。我的爹娘在省城几乎没有朋友，所以我在这里也没有多少朋友。

她看我不说话了，就把我手里的冰­棒­夺了去，说：“好好的­奶­油冰­棒­你不吃，都化掉了。你当姑娘的钱是抢来的哇？”说着把剩下的小半截冰­棒­都放进嘴巴里，慢慢地吃起来。吃了几口，她又把冰­棒­递过来，“给，吃吧。”

我摇摇头，望着美丽的杨文萍，她在阳光底下就像一个透明的苹果一样好看。

“我就知道你不吃。傻蛋，你人那样好，要是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念书，有的是姑娘给你买好吃的东西，还会在乎我给你买的一根冰­棒­么？”

我的心里忽然就荡漾起一阵奇妙的涟漪，是感动，是伤感，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各种情感交错在一起的感觉。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卖茶水的姑娘让我很舍不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这里，我一定会很想念她，如同我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时时刻刻想念莲花姑娘一样。我不知道莲花姑娘现在成了什么模样，但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个蹦蹦跳跳跟着我放羊打猪草捂着耳朵听我唱歌跟我吵架的小姑娘。我想，我未来的人生也会怀念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常常在街边摆摊，她常常在我身边守候，有时候都忘记了去照看她自己的茶水摊子。简单的生活孕育了简单的情感，虽然朴实却让人感动。

“早点回去啊，明天要考试。”杨文萍无限眷恋地走了，不时地回头张望。我看见她的嘴角挂着一点冰­棒­上的­奶­油，就朝她招招手。她像山坡上的小羊一样欢快地朝我奔过来，静静地立在我的面前，用美丽的眼睛询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伸手出去，蹭掉了她嘴角上的­奶­油，笑一笑，说：“去吧，好好挣钱去。”

她也笑了笑，忽然就哭了，说：“挣什么钱？要不是为了挣钱，明天我也和你一起高考哩！”说完她就跑了，引得街上几个路过的人都停下了脚步，歪着脑袋看着在那里发呆的我。我望着杨文萍远远跑去的身影，心里涌起一阵惆怅。生活可以选择我们，然而在那个年代里，我们无法选择生活。她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样还在念书的时候就下乡到了草原上，命运就此走上了另一条轨迹，这个改变也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至少让我们有了一个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少年时代。

这一天是我摆摊的那些岁月里收摊最早的一天，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边的天空的时候我就把小秤推到了体育馆的收发室，将挣来的七块多钱很小心地放在贴身的衬衫口袋里，朝家里走去。自从那一次被偷走钱之后，我再也没有丢过一次钱，因为每次我都把钱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马忠良的大儿子马光宗早几年被捉进监狱里劳改了，大约是还没有放出来；他的第二个儿子马耀祖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街头的人群里晃荡，但神情落寞，像一只牵在河南人手里沿街杂耍的猴子。他的面­色­蜡黄，身形单薄，身上的皮茄克已经换成了一件灰白­色­的脏兮兮的布夹克，头发像­鸡­窝一样乱蓬蓬地顶在脑门儿上，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戴着黑明眼镜儿­精­神抖擞的小伙子了。

我对马兄弟俩一直都怀着一份好印象，因为当年我受到小流氓欺负的时候，满街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解救我，包括围观的警察，他们俩却救了我，还因此被警察捉走罚款。

马耀祖仅仅扫了我一眼便与我擦肩而过，连一个招呼都没有打。我朝他笑笑，也就走过去了。娘说这个小伙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吸毒了，前些年攒下的钱都在云里雾里吸光了，他家里的小店也被败光了，马忠良老两口现在每天坐在太阳底下的墙根里愁苦地打发着寂寞而穷困的日子。

路过邮电局门口的时候，我看见许大虎依然卧在绿­色­的邮筒旁边，转动着白­色­的眼球巡视街上的行人。他的面前却多了一个别人吃了冰激淋丢弃的小盒子，里面放着一张很旧的两毛钱的钞票，在淡淡的风里轻轻抖动。

我走到附近的冰棍摊上，给大虎买了一支冰棍，送到他手里。他欢喜地接了冰棍，咬得嘎嘣嘎嘣响，忙不迭地对我说：“谢谢，谢谢啊，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