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赣南山村的土屋、土墙、房梁,油灯灯光摇曳跳动,吊楼子外山脊梁的剪影。还有:那位女播音员柔美的声音。
作品之四: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一九七○年。“像天一样长的《第九交响曲》啊!”这回是男声播音,他在引述舒曼说的话。是我方电波干扰还是气候不佳?到第二乐章中段,“天一样长”的“第九”淹没在汹涌杂音中。
记忆:我的那顶蚊帐。熏黑的帐顶。老鼠从被子上频频窜过。又是记忆的盲点——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在纽约听到了完整的舒伯特“第九”。
再加上“*”的格什温,英国电台的爱尔兰民歌,连每一首安排在节目前后的开始曲结束曲都记得清清楚楚,都在夜里,在少年的胡思乱想中组入记忆。白天,能在白天怡然静听的古典音乐,只能等到冬季回上海,从友人手中辗转借来的几枚原主不详的旧唱片,至今仍是记忆的盲点,不外也是由抄家而流散到“社会”上来的吧?还有别的——民国翻译版本的普希金、高尔基、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丰子恺的《十大音乐家》通俗读本;德国或日本珂罗版的《世界美术史》黑白残简,甚至还弄到过张充仁辈从法国携回的素描纸、炭精条……一群无业青年,借来借去地借,通风报信容光焕发,从书包里挖出来,又塞进去,今天这些东西散在哪里?
都说那是黑暗年代,一切文艺都禁绝了。真的。是真的吗?此刻我分明看见自己坐在上海的旧寓里,把那几枚旧唱片翻来覆去听,翻来覆去听,听到唱片的针头快要划破的样子。听着,一边就呆看窗外民宅的屋瓦,砖墙,电线,竹竿。后来走在赣南山路上,我能将那几首乐曲的旋律——甚至第二声部——从头到尾背诵如仪。
不多。就记忆所及——
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二十三号、圆号协奏曲四首。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二十四号,第二十七号之一,合唱幻想曲,作品第八十号。
舒伯特:钢琴弦乐五重奏《鳟鱼》,钢琴小提琴二重奏《圣母颂》。
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
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就这么几首么?凭记忆抄写如上的,就这么少得可怜的几首。记忆是有错的,我是说,在记忆中我竟以为自己遍听古典音乐,直到在纽约第一次走进唱片行,眼看成千上万古典音乐的唱片磁碟,这才从记忆中醒过来。
醒过来又怎样?在异国渐留渐久,果真遍听古典音乐曲目之后(恶性的补偿,偿还我们视觉听觉的宿债),我又想“睡”过去了,准确地说,是妄想梦回“过去”的时光:每当英文所谓“nostalgia”,即中国人常说的“乡思病”周期性眷顾,弄到连中国菜或《紫竹调》之类也难排遣时,奇异地,乡愁的记忆的触角,终于搜寻到少年时代久听的那几首“外国”乐曲。有意无意,锲而不舍,我长期在纽约唱片行寻觅它们。噫!外国音乐竟能换取关于中国的记忆?能,而且领你神游其境,仿佛电影。要论假音乐之名勾引记忆,我的私心真不在庞德所厌恶的商人之下,同他们的广告伎俩相比较,区别只是我在利用自己的潜意识耍弄自己,或者换句话说,我的潜意识在利用音乐。
还有庞德的所谓“理性”。如果理性意味着判断,判断意味着选择,那么,当我在唱片行选择“记忆”时,连我都诧异自己的刻薄挑剔。每次,在层层叠叠的曲目唱片中找到那一件作品,兴奋过后,记忆立即行使它的苛刻的权力:是这首曲子,但是且慢,听,仅止听哪怕一个音,“记忆”即条件反射般警告我:不对,不像,不是它!我固执己见,迹近疯狂,以为我所听到的演奏都不如少年时代遭遇的版本,它们早已赋予我坚固的“理性”,日后领我聆听并严格判断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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