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特别是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暗箱­操­作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仅导致重要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导致*现象的广泛发生，更重要的是，这种暗箱­操­作成为瓦解制度和规则从而瓦解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暗箱中的暗，是同时对上对下而言的。对上，它使得自上而下的权威和控制失去效力；对下，它使得公民对权力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因此，在暗箱­操­作现象严重存在的地方，种种的弊端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

几年前被揭露的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白山市*部部长李铁成卖官案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在他担任靖宇县副县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竟没有一个单位不向李铁成行贿的。在全县范围内，李铁成受贿没有“空白点”。调查结果表明，全县科、处、局级­干­部除李铁成本人和他的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吉林省检察院“李铁成受贿案侦查终结报告”中长达9页的“行贿人名单”显示，行贿者分布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各个部门，基层乡、镇机关，省直、中直企业等100多个单位。而李铁成，不过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卖官案中的一个极端的典型，在近些年频发的*大案要案中，涉及买官卖官的已经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买官卖官何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相当广泛存在？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官职是一种与金钱几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资源；二是官职的获得，或者说­干­部的任免是封闭­性­­操­作的。这里所说的封闭­操­作，实际上也就是成为一种正式制度的暗箱­操­作。

2006年年初，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曾经通报了一批此类案件。其中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卖官的案件最为引人注目。有关部门调查了武保安从2003年1月10日到2004年3月18日银行账户上的存款纪录，可以说日进万元。这一年多，正是他任县委书记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武保安案发之后，他妻子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而从其存款纪录中也可以看出，在担任县长时，他的存款数量很有限，但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后，他的存款数量直线上升。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县委书记才真正掌握­干­部的任免权。问题不在于在他任职期间任免了多少­干­部，而在于这种任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曾有评论说，现在卖官已经卖到“毫无技术含量”的地步。而买官卖官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地步，从根本上说，就是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为其预留了空间。武保安卖官的常用方法之一，就是“度身定做”。比如，在一次讨论人事安排的常委会上，针对原先确定的推荐对象的年龄条件，武保安提出“能否加一条：工作突出，担任正职的­干­部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当一位副书记提出不同意见时，武回答道：“可以定为：工作业绩突出，担任副书记、人大主席的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此时，又有一位副书记提出了不同意见，武保安答道：“年龄为1963年，加一个括号含人大主席，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放宽年龄的表面理由是“把好苗子选拔进来”，而实际上，放宽年龄针对的只是某一个人，这一点大家当时也心知肚明。有人在书记会上对他的任免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武的回答则是，书记会议就这样定了，有意见常委会上讲。

值得人们注意和深思的是，这种暗箱­操­作式的­干­部任免过程，好像是违反了­干­部任免要经有关组织部门的考察以及集体决定的正式程序，是与正式制度格格不入的，是权力正式行使的某种例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从根本上来说，暗箱­操­作这种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方式根植于我们的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因为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人事任免和重大问题决策的隐秘化、神秘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惯例。暗箱­操­作，就是这种制度背景下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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