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索隐派：《红楼梦》背景是哪朝哪代

艺术品的技法可以超越时空，但创造者无疑都要在作品里留下时代的烙印，《红楼梦》作者制造的故事，又是怎样的背景呢？

刘梦溪老师在《陈寅恪与红楼梦》中对《柳如是别传》明确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说：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

刘梦溪老师的新作《情问红楼梦》也是如陈寅恪先生一样的技法全面检视、考察宝黛爱情心理的力作：18世纪中期亦即清朝中叶的世家大族里面的爱情，所以爱情表白的方式带有十足的中国文化特点。“你放心”比西方的“我爱你”的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

且看《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刘梦溪老师对索隐派客观评论：

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

笔者近年颇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于义宁之学的特点偶有心会，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通过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际的失却­操­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也表示了嘲讽之意。

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也不是只美颂传主河东君一个奇女子，对那一时期的可以“窥见其孤怀遗恨”的南国名姝，包括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等，《别传》都或详或略地有所论列。而且在气节上，大都是这些婉婪小­妇­高过“当日之士大夫”。

最令人解颐处，是杜世杰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认为《红楼梦》产生于康熙初年，原作者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满思想的明遗民，对索隐派来说，乃是自然之理，杜世杰也持此说，完全是正常的；但提出曹雪芹是一个化名，谐音是抄写存或抄写勤，则是前无古人的最大胆的假设。关于原作者，杜世杰相信吴梅村说，认为“梅村心怀亡国之恨，不能补天，深自愧悔，乃以史臣自任，自称古藏室史臣，又称梅村野史，则其胸怀可知也，其所做之诗，多隐史事”，颇符合《红楼梦》作者的实际身份。

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顺着这种观点，我们来合理假设一下：《红楼梦》里贾氏家族隆替兴衰的故事，是以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左右这一百年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而公元1744年正是“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份。他显然从“百年”这个具有历史轮回意味的时间概念里获致一种“暗示”，因而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灵感。

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诚如黄乃秋在1925年批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时所说：“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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