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使法国元气大伤，而同时，路易十六数年内给予王族和近臣的赏赐，总量达到了4030万里弗尔。1789年左右，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

面对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先后起用4任主要的财政总监。1774年～1776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人物杜尔哥，他上任后免除农民徭役，撤销国内关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要求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一样纳税，实行开明君主政体。结果，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下台。

1777年～1781年，著名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他取消了杜尔哥的改革，只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削减显贵年金，根据税收和公债量入为出，并欲以公布财政收支情况而开放一点政治，但是，对于“久病”的法国来说，这种温和的诊治手法是行不通的，他不得不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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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3)

1783年～1787年任财政总监的卡隆却采用了与内克尔正好相反的办法。他以提倡奢华和挥霍来取悦王后，以蒙骗的手法，造成政府有偿还债务能力的假象。

他寄希望于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会同意征收新税，但当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暴露出来后，他也就下台了。他的后继者是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安，正是布里安把这场皇家领导的改革引向了绝境。

18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处在发展和转机阶段。

纺织业方面，手工工场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里昂的丝织业有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奥尔良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的呢绒工场以大量产品供应军需。在采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4000多名工人，并装备了12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阿尔萨斯的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可见，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已经萌芽。

对外贸易方面发展神速，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1716年～1789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加倍，工业品增加2倍，殖民地商品增加9倍，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跃。仅1774年～1787年的13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1亿里弗尔，1787年时达到15亿里弗尔。

所以马蒂埃称：“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然而，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尤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法国土地55％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耕种由佃农来做。

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形成了封建等级结构，可以把全体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口的第三等级。

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万～13万人，占总人口的～。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年平均在1亿里弗尔上下)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每年超过1亿里弗尔)。高级教士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组成，几乎都出身于宫廷贵族阶层，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数万里弗尔，高的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里弗尔。低级教士包括本堂神甫以下的神职人员，一般出身低下，平均年收入约数百里弗尔，其中少数人亦可达数千里弗尔。教士作为第一等级，享有免税特权，并且受到国家政权和教徒的尊重。天主教是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大­精­神支柱。

低级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革除教会的积弊，憎恶教会上层的腐化，同情被压迫群众的疾苦，故倾向于革命。

贵族为第二等级，约3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全国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属于贵族。除了地产所得之外，他们还担任官职和在宫廷服务，这样可以获得年俸和赏赐。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1000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10万～30万里弗尔。

大革命(4)

也有许多贵族已破落不堪，甚至负债累累。据说布列塔尼地区某地有三分之一的贵族已穷到几乎像乞丐。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中也游离出一批倾向于革命的杰出人物。

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以上。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为资产者、城市平民、农民三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务的全部重负。

资产者的上层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作为一个新兴阶级，从根本上是同旧制度相对立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代表大多属于自由职业者。

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雇工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万。他们大多没有文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苦，但内部差异也不小。工人日工资为数十个苏，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面包。他们不仅收入低微、劳动条件恶劣，而且饱受物价上涨之苦。

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总人口80%左右，而所占有的土地却只占土地总数的35%左右。

农民所受的剥削最重。除了分成制佃租等，还要交纳烘面包税、榨葡萄酒税、使用磨坊税、过桥税、市场税等杂税，服一定的劳役。领主的狩猎权和养鸽养兔特权又使农民的庄稼遭到蹂躏。王家政府征收直接税(人头税、所得税、念一税等)、间接税(盐税、靴鞋税、酒税、烟草税等)和王家劳役(筑路、军用运输等)。国家征收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如按人口平均分摊，大约每户年负担50～60里弗尔。其中仅盐税一项每年即达5000万里弗尔。加上包税人的中间盘剥，就更加剧了农民的苦难。

据杜尔哥在1766年计算，在利穆赞这样的贫穷地区，一个家庭在各种税负之余，每年只剩下125～150里弗尔供生活消费，简直难以糊口。因此，在旧制度末期，流浪汉和乞丐的数目大大增加了。税负分担的极不合理，这也是农民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不仅反对封建领主，也反对腐朽的天主教会和专制王权。

如此艰难岁月，再加上启蒙思想家启迪民智的一系列鼓与吹，使人民日益觉醒。而此时，整个欧洲、美洲都是一幅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画卷，北美殖民地人民狂吼着自由，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对此行动大加支持的法国也深受影响。一个积累民主­精­神，迸发时代激|情的时代深深将法国卷入其中。在内外冲击下，法国革命已然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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