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春秋历史，整个春秋时代的形势演变正是由控制走向不可控制，由有序走向无序，又不断有英雄走上历史前台想重新整合控制与秩序的全过程。按照中国先圣孔子的说法：“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者，当今之联合国之形之状也。礼乐征伐者，当今风行之人道主义与有秩序世界也。春秋大势，犹今日人类之走势也。

管仲等人正是看清了“礼崩乐坏”的历史大势，想全力加以扭转并成为终身为之奋斗的“天下之士”。管仲着眼于*的最终目标，对齐国封建时代所沿袭的旧政进行了必要的损益，“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对于维系道德人心的“四维”管仲竭力维护，对于形成社会基本结构的“四民”管仲尽力保护，这与周王朝“礼制”­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也是管仲“尊王攘夷”，想恢复周王朝的固有秩序，重建周天子威仪的最根本动因。但面对复杂而又残酷的*形势，完全照搬“礼制”规则，显然难以达成既定的称霸目标。管仲是齐国人，生命中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跟齐国息息相关，管仲只能站在齐国的角度来考虑接近目标的方式，依托齐国的力量来找到实现其目标的途径。为调动齐国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壮大齐国的力量，管仲将名义上属于周天子和齐侯的“公田”进行了私有化，推行“相地而衰征”，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拥有权与使用权，实行土地的差别租税制，开启了春秋时代“废井田，开阡陌”之先河。这一点极大地冲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天下”观念，客观上促成了周室王权与诸侯君权的进一步衰落。

从深层次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意义上来讲，周王朝是不主张法治的，也就是“礼下无法”，即便需要法律来惩治各种不合礼制的行为，也是“礼主刑辅”。对这种无急效无强制约束力的“礼教”，管仲很不以为然，将其政令悬之国门，“设象以为纪”，使“礼下无法”的周制变形为“礼法双行”的齐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刑主礼辅”的意味。管仲的这些措施，使齐国收到了一时强兵富国的效果。中华在齐国的旗帜之下，暂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非稳态控制下的“霸国秩序”，但这无疑是在秩序破坏的流血伤口上加撒了一把盐，使管仲之后的春秋历史更加复杂动荡，进入了更加仇杀与“无礼”的状态。后来孔子谈到管仲时称：“管仲，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亦是基于这一层意义上讲的。更有意思的是，孔子相鲁三月，“礼乐刑政”四纲并举，杀少正卯，不亦是“五十步笑百步乎？”不过，把英雄人物放进当时的客观历史现实中进行衡量，管仲所做的努力与赫赫功绩又是后人不能不予以仰望的。面对王室衰微，诸侯并兴，礼崩乐坏的巨大社会变化，管仲与齐国的其他政治家一道，通过勤修内政，重视民瘼，尊崇周室，九合诸侯，还是达到了内定中原，北逐山戎，南威强楚，一匡天下的宏大目标，达到了一个政治家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事业最高峰。后世的其他政治家如诸葛亮等人常把自己比作“管仲”，这恐怕是礼法之外，隐迹于管仲具象之中的另一层光辉形象了。

比之春秋时代与当今世界，管仲的功业及形象，也许有着更深层次的世界政治建设与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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