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六国相印却留遗恨于人间的苏秦和以连横之术赢天下的张仪

保国莫于安民，安民莫于择交。

从历史的原初生态上讲，有民而无君，民先而君后，民为本，君为末。尧帝曾想把君位让给德行高洁的许由，许由听了这话后，跑到颖水边清洗自己的耳朵，许由说尧帝的话污染了自己的耳朵。许由认为，相对于自己这个一身轻松的高贵自由民来讲，背负烦心事的君主无足轻重。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上讲，君主与民众并不是天然融合，并行不悖的。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君主要想求得统治安稳，以民为本应该是自发的，本然的，若民众不服从君主统治，暴力与叛乱就会延绵不断。那样的话，君主的头上就像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无法安稳渡日。审视人类的整个文明发展史，故意跟民众作对、不想让自己的民众过上安生日子，以虐民、暴民、残民为事的君主并不多见。也就是说，以民为本的治政理念即便张扬得并不够，君主也不会完全漠视民瘼民生、视民众的整体生存于无物。另外，履行统治职能的官僚集团也在这种理念下与民众打交道，即便大多数的官僚打内心里不愿意把民众的痛痒当一回事，但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时也不能不顾忌自己的官声与形象，装模作样地一边把“以民为本”挂在嘴边，一边­操­作着政务。甚至也会产生真正按照以民为本原则办事的优秀官吏，这就让普通老百姓觉得国家的治理基本上还是上路子的，甚至还有清官在给自己撑腰做主。在这样的治政环境下，老百姓的生存权得到了基本保证，也就没有必要去跟官府做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拼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一些朝代矛盾与冲突时起时伏，而极虚极弱的国君却摇而不堕、腐而不败的内在原因。

周王朝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民本理念，要他的君主和臣僚维护民众的基本利益，确实收到了天下稳固的良好效果。但在宣扬民本观念的同时，也会出现另一灾难­性­的推论——既然国家以民为本，民贵君轻，那就可以说国家与民众是紧密相连的，与君主的维系倒可以时断时续。顺此路径进一步推导，国家的主体是民众，民众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和民众可以高于君主，那么国君就没有权力宣称国家和民众是自己的私有财物，历史也就不能用君主的兴亡强制­性­地牵扯国家的兴亡或民众的兴亡。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论，就可得出结论：处于政权最高位置的周天子若失民心，周天子代表的王朝就应该垮台；而诸侯若得民心，诸侯亦可新建一个王朝来治理天下；同样，诸侯若无力笼络老百姓，诸侯国的卿大夫受到民众拥护，亦可变更身份，成为诸侯国的新国君。

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春秋争霸已近尾声，齐、楚、晋等诸侯大国陷入内乱之中，恰如周天子被诸侯国架空了一样，掌握诸侯国政的各强宗大族也架空了诸侯国君的权力，有的强宗甚至被家奴陪臣所控制，扰扰天下进入了更加­阴­阳倒错、礼崩乐坏的黑暗境地。晋国国政被智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六卿”掌握；齐国强宗田氏正在挤压高氏、国氏、鲍氏，准备独霸齐政；二流国家鲁国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大强宗玩弄鲁国于股掌之下；而“三桓”的实权也掌握在少正卯、阳虎、仲梁怀等家臣手里……少正卯、阳虎、仲梁怀等人私下饮酒享乐时竟敢动用周天子祭祀上天的祭器、歌舞和乐曲，导致孔子大骂其所处的时代完全乱了套，是无耻的“陪臣执国命”。这年秋天，鲁国举行一年一度的斗­鸡­大赛，大赛进行到最后，季孙氏与鲁国另一大夫郈昭伯两家的斗­鸡­争夺冠军。为确保冠军到手，季孙氏的家臣冉求(孔子弟子)给斗­鸡­的­鸡­冠抹上芥子粉，想弄瞎郈昭伯的斗­鸡­眼睛，郈昭伯则在斗­鸡­的脚爪套起尖刺，结果郈昭伯的斗­鸡­杀死了季孙氏的斗­鸡­。季孙氏以舞弊为由，派冉求带兵强占了郈昭伯的封地，并将封地搜刮一空，搞得鲁国无人不骂，孔子听说后，号召他的弟子对冉求“鸣鼓而攻之”。鲁昭公见季孙氏没有自己的指令就强占其他大夫的封地，急怒之下带郈昭伯等人攻打季孙氏。季孙氏并不把鲁昭公放在眼里，联合叔孙氏、孟孙氏将鲁昭公赶出了鲁国，“三桓”堂而皇之地­操­持起鲁国的国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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