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已置身于侏罗山的白云深处，贴近法国边境，抵达一个名为“百花村”的小镇。接待我们的是帕玛杰尼。

如今的帕玛杰尼在全世界钟表界已是声名鹊起，好评如潮。而当第一次见面时，他才创业伊始，正在为一份欧洲某皇室的订单而忙碌着。这意味着订单的数量不会很大，可能只是一件或一组作品，但要求尽善尽美。

初看帕玛杰尼是一位文静、腼腆的中年人，一身书卷之气。他不善辞令，许多话由他那快言快语的副手代说。打过招呼，他的副手就一阵感慨：“地球太小了!一个多世纪前，就是这幢小楼，有两位兄弟制造怀表乘船去中国卖，其中一位兄弟被海盗杀害了……”后面的话应是“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中国人”，但对方吞了回去。不论向中国客人叙述这个凄惨的故事是否得体，但我听到了一个事实：很早以前，中国曾是瑞士钟表业的市场之一。

“百花村”是帕玛杰尼的出生地。他毕业于瑞士钟表学校，因醉心于古董钟表的修复，便选择了这门深不可测的专业一­干­十多年。正像一位绘画大师的诞生——在临摹了历代经典之作，阅尽了渊博的大家风范，而自身的技艺和修养也日臻峰峦境界。机缘巧合，帕玛杰尼的才华受到瑞士一个大财团的赏识。那是化工与制药的巨子，在瑞士赫赫有名的山度士家族，同时也是古董钟表收藏家。于是，以充裕的资金为后盾，以“百花村的帕玛杰尼”为注册商标，一个古典韵味十足又颇具后现代简约风格的手表品牌面世了。

我暗自联想，“百花村的帕玛杰尼”换成中国意思，有点像“槐树庄的王老根”那么一股子土味儿。

第一年的产量极少，仅有六十只，足见­精­雕细琢。

帕玛杰尼的副手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日本工业的崛起和石英表的问世，瑞士钟表谷经历了一场惨重的浩劫。从业人口由九万多人骤减至四万人，厂商纷纷倒闭或迁走，整个行业濒临破产，钟表谷一片­阴­云惨淡。

在求生图存的挣扎中，人们渐渐发现了一线生机。那生机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简直是一个悖论——对抗日本石英表的唯一出路就是把机械表越做越复杂!

时光倒流

我对复杂功能表的知识略有所知，因此与瑞士业内人士沟通并无隔膜。所谓复杂功能，并非发明创新，而是瑞士祖传的几样绝活。

其一“万年历”，不光显示时、分、秒，还有日期、星期、月份以及月亮在天空中的盈缺象位，后者相当于中国的农历。并在设计制造时预先调校四五百年，其间不论月大月小，闰年常年，全部指针都准确无误。

再有“陀飞轮”，是对钟表心脏部位的改进。为了减少地心引力对准确度的影响，特地将平衡摆轮和擒纵装置设定在一个自由旋转的“飞轮”上，其意外效果是动人的观赏­性­，令人仿佛面对着微型的天体系统在运转!

还有“三问”功能。揿动按钮就发出叮叮咚咚的音响，报出时、刻、分。这是在爱迪生发明电灯前的一项实用工艺，而今仍然令人留恋不舍，觉得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如同一片天籁。

最后是双针计时功能，它比体育竞速项目所用的跑表更复杂，有能力制造它的厂家和技师也寥寥可数。

以上的几样单挑一样，已称得是复杂功能表了，曾在古老的怀表中应用过。如今不但要把它浓缩为小而薄的手表，还要“三合一”甚至“四合一”，那是挑战人的心智和手艺的极限。结果呢?

人们一向把手表视为日月星辰的代理。构成一只复杂功能表动辄需要五六百个零件。试看那些小巧的齿轮、轴承、摆轮、游丝仿佛都是有灵­性­的，它们熠熠闪烁，俨然有序。如雕刻时光，仿效天体，应合着茫茫苍宇的韵律，把奥妙无穷的宇宙化为人们的袖里乾坤，从而对一些惯于抽象思维的男人产生强烈地诱惑。戴着它，无需示人，也有一种深沉自知的充实感。

在安迪古伦主持的国际拍卖会上，我目睹了瑞士钟表业对抗日本石英技术的策略是多么成功!

安迪古伦执全球钟表拍卖之牛耳，就连索斯比和佳士德这类大拍卖行，在钟表鉴识和定价方面，也要唯安迪古伦马首是瞻。在每期推出的拍卖目录上，清一­色­都是瑞士的产品。日本钟表似乎已被置于这座专业殿堂之外，从未登过大雅。

安迪古伦的拍卖现场布置得有点像自助咖啡厅格局，前后台面摆着各类点心和饮料，有意营造出轻松气氛。而这一天的竞投热烈又紧张。当拍到一只１９５３年的百达翡丽时，起价已是一鸣惊人，全场顿时安静下来。

其实这只旧表尚够不上复杂功能，圈内人俗称“日月星”，比万年历低一个级别。但它是那个年代为一名顾客订做的，因此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当叫价向着八位数字飙升时，多数人已退出竞投。我感觉这时掠过全场人心中的是一个常识­性­问号：它值吗?我看清一个顽强的坚持者，洋人，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为了松口气解开衬衫领口，他和一位远方打来电话的竞投者在竞争。

眼前的叫价已把消费行为学和市场营销学那些基本原理一概抛诸脑后，而且拍卖会到这个火候已不需举手亮牌。拍卖师与竞标者之间一个微妙的眼神已足以沟通。顷刻，锤声响起，全场起立，大家一致鼓掌，似乎为了中标人对钟表传统的执著。这多少有些戏剧­性­，而安迪古伦一次又一次地导演过这类剧目，向人们展示着——它值。

雪映明窗

自从踏入钟表谷以后，我已参观过多间厂家。我最喜欢看的是所谓“独立”厂家，它们往往历史悠久。

如今许多厂家已被跨国公司兼并收购，实施集团化管理，甚至不再生产自己的机芯，这类厂家没什么看头。我造访的是那些恪守传统的厂家。用中国的工厂概念衡量，它们的规模不大，楼高四层的厂房已是庞然大物，大多是古香古­色­的两三层小楼。然而，它们全都是大名鼎鼎，扬播四海。在世界各大都会昂贵的橱窗中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

这些厂家坚持对每一只螺钉做出六度雕琢，对每一个机件都进行手工打磨；还要求对零件的背面也同样抛光或压花，而这个部位在组装完成后是看不到的，颇有“君子不欺暗室”的风度。听着他们的介绍，走过一道道工序，好似在经历一次追求极致的长征。

我最爱看的是其中两道工序，常常止步驻思。

一道就是手工打磨。几大排女工坐在工作台前，腰板笔挺，气定神闲，每个人都伸出食指摁住一个细小的轴承或齿轮，在一张细砂纸上画着圆圈儿。参观者如想亲身体验一下，也去抚摸那片砂纸，只觉它细腻光洁，宛若绸缎。主人说手工打磨的效果唯有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得分明，那些­肉­眼难以察觉的金属棱刺才能除掉，这是保证机械表顺畅动作的必要条件。

在自动化程度极高、人工薪酬也极高的瑞士，竟然有这样一群女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单调枯燥的工作。我想，除了利益以外，劳资双方都在信守着­精­神层面的某种承诺。

再有就是复杂功能表的组装工序。这道工序往往设在全厂最为宽敞明亮的一排窗前，并与其他车间相互隔离。能够胜任这项“绝活”和“全活”的技师，在厂里屈指可数。一年的产量也仅有几只。

当我第二次去访问帕玛杰尼时，正巧遇上三只不同的“三合一”在同时组装。帕玛杰尼说，可以一次看见三只表的人算有眼福。他请老技师一一演示各种功能。

这位技师鬓发斑白，鼻梁和前额配戴着老花镜和专业筒状放大镜的双套装备，看来已是一大把年纪。老师傅说，制作一只复杂功能表，往往要花费上千个工时，相当于一个漫长的冬季。他的语气平淡，但在习惯于快速节奏的现代人听来，几乎惊世骇俗!

我的目光移向窗外。那是侏罗山群峦中的一面斜坡，坡根刚好落在宽大的窗前，犹如垂下一道绿­色­的帷幔，将柔和的阳光反­射­进来，洒满老师傅安详的脸上。

这一瞬，我的脑海闪过皑皑白雪。我想象着，在大雪封山的季节，面对窗外那白茫茫、空蒙蒙的山坡，一个人应是万念俱灰，洗净尘心的。最好找一个大雪飘落的时日，再来侏罗山看看那冰清玉洁的情境……

山中惊艳

日久，我渐渐地乐于由物及人，也相信表如其人。在端详一只跃然脉动的表芯时，往往想到它背后那鲜活的生命，揣摩他们有别于一般人的超常之处。

我的手中有一张照片，摄自钟表谷中一个名叫拉秀德枫的小镇。那里地处偏僻，游人寥落，却有着瑞士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钟表博物馆。我在馆中见到一只怀表，不但有­精­致的机芯，还有彩绘瓷面的表盖，就随手拍摄下来，以此记录那惊鸿一瞥!

曾在拍卖会中多次见到这种类型的怀表，却唯有馆藏的这只最为出­色­。馆中资料说明它面世于１８６０年。彩绘珐琅的表盖上是一簇盛放的花卉：有粉红­色­的牡丹、雪白的康乃馨和蓝­色­的矢车菊，画面璀璨夺目，美艳至极。从那层层绽放的花瓣中，宛若触到它们鲜­嫩­湿润的质感。我将照片放在茶几的一角，大凡见过它的朋友都一声惊呼：“真是太漂亮了！”

在人们熟悉的艺术视野中，很难找到与其比拟之物。印象派高手雷诺阿的花卉写生也很有魅力；不过，铺开大幅亚麻布，蘸着油画颜­色­挥毫，似乎要轻松许多也舒服许多。彩绘珐琅的画面是一个微缩世界，画师用的是二氧化硅与各种金属氧化物调配的釉料粉末，那是全然不同的彩­色­天地，还要经过至少二十多道的炉火烧制，面对着难以控制的炉变结果，致使这项写实主义创作一开始就迎来超现实主义的挑战。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打动我，触动我的是有关它的背景。在瑞士钟表史上这类怀表有一个特定的名称——“中国表”。它以中国为目标市场。在制造者的心目中，似乎中国人才能接受这华丽而高贵的审美趣味。顺着馆中文字说明看下去，有这样一段话：“这类表的出现与振兴，是瑞士农民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佐证。”

农民!这两个字触动了我。在钟表谷中徜徉的时日，我几次听人提及农民与钟表业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次印象最深，甚至触得心中隐约作痛。

当地人说，瑞士缺乏自然矿产资源，生存条件在欧洲当属恶劣，一百多年前尚依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每年大雪封山之后，人们更是无所事事。大约在十八世纪，侏罗山地区的各个村庄出现了一些包工头式的人物，向各农户分派钟表零件的散活，然后交给技高艺­精­者专司组装调校。当春天来临之前统一收货，销往巴黎，销往伦敦，有些也销往中国。这就是瑞士钟表业的滥觞。而冰雪消融之际，那些钟表工匠又回归于农民的生活方式。

站在这座气势恢弘的博物馆，观赏一件件旷世杰作，我对瑞士农民人格的丰富­性­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同时也联想起中国的农民。如我这一代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曾与中国农民有过近距离接触。即使时过境迁，仍对中国农民怀有一份刻骨铭心的关注。

中国的农耕社会拖着长长的影子延入现代生活中。农民们甘于胼手胝足地劳作，以土里刨食为天命，度过一代又一代的困顿人生。尽管在中国北方也有着漫长的冬季，而农民们何曾有过超越自我角­色­的灵动?在寂静的拉秀德枫小镇，当我踏着古老的石径归返时，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感叹——历史究竟施了怎样的魔法，致使两国农民命运有着深邃的歧异?

湖滨览胜

今年初，趁着积雪未消时节，我又来到瑞士。

这次先在茵特拉肯小憩数日，浏览了阿尔卑斯山几处滑雪胜地。随之直奔钟表谷的中枢纳莎泰尔，瑞士全国的标准时间就以这里的研究所计时为依据。事先订好了帕拉费特酒店。提及这间酒店，是因为它有着观察瑞士钟表业的最佳视野。

这座全智能化的酒店，每一个房间都“漂浮”在烟波浩渺的纳莎泰尔湖中。白天，湖水扬波拍打着厅房的阳台，好似乘一艘航船在破浪前行；夜晚，听着风声、水声和野鸭的凄鸣沉沉入梦，仿佛头枕着茫茫苍宇那般孤独空寂。

倘若从一个酒店能够眺望一个国家的全境，而且该国版图并不算狭小，那么全世界只有帕拉费特酒店非其莫属。

适逢天气晴朗，人的目光越过开阔的湖面，可以看到遥远的阿尔卑斯山的千峰万峦。在蓝钢­色­的天幕映衬下，那一长排积雪的巅峰好像仙境一般晶莹闪烁。从这里看到的是阿尔卑斯山的北麓，越过横亘山脊的一线之间，南麓就是意大利了。

转身推开房门向后看去，侏罗山的阳坡近在眼前。山脚处是纳莎泰尔小镇，一幢幢涂着黄铯外墙的小楼从湖滨向山上延展，­色­彩柔和，轮廓浮凸，被大仲马形容为“­奶­油雕刻出来的地方”。与阿尔卑斯山相比，侏罗山天姿徐缓，一片苍郁之气。忽而，狂风骤起，纷纷扬扬的大雪从天飘落，山上稠密的森林转瞬间就戴上厚厚的白冠。那瞬息万变的情景令人叹为观止。我知道，在侏罗山大雪覆盖的坳壑中深藏着一座座钟表业重镇。翻过侏罗山的另一边，则是法国和德国了。

纳莎泰尔被称为“法国面包飘香的地方”，属于瑞士最纯正的法语区。说到纳莎泰尔，必得提及钟表史上一代宗师——亚伯拉罕·路易士·宝玑。他出生在纳莎泰尔，而成就他的是巴黎。没有他就没有今日瑞士钟表业的辉煌。

１７６２年，宝玑十五岁时前往巴黎学徒，当时法国的钟表工艺远比瑞士先进，巴黎又是冠盖云集的消费中心。宝玑在学习期间表现出过人的勤奋与天赋，很快便脱颖而出，自立门户，巴黎的上流社会直至玛莉皇后都成为他的顾客。

法国大革命时期，宝玑逃离动荡的巴黎，回到静谧的瑞士。远离喧嚣环境，宝玑顺乎自然地进入一个伟大发明家必经的静思和冥想，并且和瑞士的钟表师切磋交流，带动了当地的技术提升。当他重返巴黎时，犹如一个心灵得到超度的圣者，一连串重大发明喷薄而出。

他的发明不胜枚举。小至我们现代在表盘上经常看到的优雅的“宝玑指针”、赏心悦目的“宝玑字体”，直到自动上链装置、避震装置以及固定擒纵轮的石垫和不可或缺的游丝，还有复杂的万年历和陀飞轮，都出自宝玑那睿智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是他把原本一堆粗糙笨拙的机件变成流畅裕如的艺术品。

于是，伫立在纳莎泰尔湖滨，可以清晰地看到瑞士钟表发展的脉络。伴随欧洲近代史的推移，浪漫而浮华的巴黎愈来愈不适宜这项六根清静的劳作了，矜持傲慢的伦敦比巴黎更早抛弃了这门缠人的工艺。于是，他们传给西欧的后院，由侏罗山的农民接下这一份劳役。恰好，从钟表谷两端的日内瓦和巴塞尔进入法国都十分便捷，而巴黎仍是全球最著名的销金销魂之地。世上最肯花工夫的工匠贴近最肯花钱的消费者，法国与瑞士就这样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

遐思至此，我的心中一舒，似乎已对我想问究的东西一览无余。但我仍觉惆怅若失，这并非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在纳莎泰尔感悟的至多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命题……

此刻心中泛起自嘲，多情应笑我本是一介游客，只因跟中国文人习气沾了点边儿，玩都玩不潇洒!

瑞士­性­格

瑞士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国度。它奉行中立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毫发未损，还坐收渔利。它富甲天下，人均国民收入多次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全国仅有七百万人口，而它的金融体系管理的资产，相当于全世界金融资产的三分之一。当沿着苏黎世的巴恩霍夫大街漫步时，苏黎世银行的朋友笑对我说：“这条大街的地下不知储存着多少国王、总统和富豪的财富，比童话中阿里巴巴寻找的芝麻门里的宝藏毫不逊­色­!”同时，瑞士­精­密制造工业独步天下，仅是钟表业就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更为稀罕的是，取得这些骄人成就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甚微。雄奇的雪山、潋滟的湖泊、纤尘不扬的空气，令瑞士的旅游业排在国民经济收入的首位。那醉人的美景而今在风靡中国的《班德瑞》音乐中可以领略其神韵：空灵、洁净、孤寂、壮美，旋律中交织着人与上苍沟通时所发出的心灵震颤……

按理说，这里的国民应是心细如发的一群。

记得中国的文化学者在论及苏州的民间工艺，如苏绣、发刻、牙雕、米粒雕时，尝试将这些工艺的发展归结于人格心理学的范畴。他们把吴侬软语地区的工艺家称为“微雕人格”。但是，就我的观察，瑞士人一点也不“微雕”。

在阿尔卑斯山盘桓数日，每天都看见扛着沉重的滑雪装备向山顶上拥去的人潮，他们喜好在风驰电掣的速降中去寻求极限的刺激。据我所知，瑞士钟表界也不乏豪放奇士，“芝柏”厂家的总裁就是一位狂热的赛车手。如今他在担任瑞士高级钟表协会主席的同时，还兼任意大利跑车委员会的总监。

瑞士人以强悍和倔犟闻名于欧洲。凿通少女峰隧道、修建世界最高的铁路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一个多世纪前，当测绘和定位技术还很落后的时候，由投资者、工程师与工人组成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顽强地向阿尔卑斯岩石掘进，当到达山体深腹时又在黝黑的洞中果断地一折，从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度破岩而出，正好抵达少女峰的最佳景点。整个工程耗时十四年，其中多人献出生命。至今，数以千万计的游客都在乘坐这条世界最高的铁路，欣赏着雪山和冰河的奇观异景。

帕拉费特酒店经理颇富幽默感，每天清晨当我踏着积雪，即将去访问又一个表厂时，都会在酒店前厅遇见他。他总会朝我做出一串逗笑的动作：伏案、耸肩、学着钟表工匠拨拨弄弄的样子，然后大手一挥，表示他不喜欢这劳什子差事！

瑞士由多语言区组成。它的国民有浪漫的法国人、严谨的德国人、热烈而散漫的意大利人，还有自视甚高的罗曼人。事实上，根本无法用单一的特征去描绘瑞士国民的人格结构。然而，被欧洲两座雄峙的大山所环绕的这方水土，也确实钟化出一种独特的人文氛围，这是每一个外国人立即就能感受到的。

一是它的富而不显，二是它的超然寂静。

从日内瓦或苏黎世走下飞机，一路望去，几乎不相信这里是世界首富之区。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没有繁华闹市的流光溢彩，也没有纽约曼哈顿那奔波的人流。耳目所及，一切都静悄悄，万籁无声，淡定自如……

瑞士的朴素风格或许沿袭了发达国家富人所提倡的自省­精­神，曾被有理念的慈善家们加以表述：不事张显、避免奢华，生活像普通人那样恰如其分。这个源自社会改良主义的传统并不为瑞士所独有。但是，瑞士超然的寂静在全球也属罕见。

在开往伯恩的列车上，我曾经历过难忘的一幕。在一节舒适的车厢里，我与同行者尽量压低嗓音，近乎用耳语讨论着苏黎世一些工作方面的琐务。这时，一个光头男子走过来，盯视着我们，并伸手指了指车窗。我困惑不解，不知因何犯禁。

车窗的窗帘是低垂的。我的同伴徐徐拉开窗帘，看到在玻璃上赫然贴有一张告示，图案是垂直的食指贴近嘴­唇­，英文标示是“保持肃静”。

这时我才留意到，整个车厢的乘客都处于缄默之中。有的看报纸，有的查阅笔记本电脑，有的在痴然发呆。以东方人的习俗看来不可思议。漫漫旅途的单调时光，有多少话题可供相识者或相遇者之间交谈！同是天涯人的意识，排遣孤独的心理，使中国的车厢成为最热闹的场合。而在同样的场所，瑞士人选择了沉默，车厢内死一般寂静，他们太珍视属于各自的心境了。

望着车外掠过积满白雪的原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帕玛杰尼车间那排宽敞明亮的大窗。此刻，在侏罗山地区有多少小镇多少技师面对雪映明窗，在雪落无声的寂静中，神凝气聚地劳作……如果把他们的职业特点也从心理学角度去描述，应是一种内敛的“超静人格”。

或许，寂静真是一服生命的良剂。与尘世间那些浮躁马蚤动的生灵相比，寂静可以使心灵有更宽的幅度，更多的容积和更强的能量；掠过智慧的闪电，推动技能的波澜。其实，静与不静，境由心造。甘于寂寞并战胜孤独的人，必定有着强健而丰富的心灵！

怀念母亲

迟浩田

转眼我已年过古稀，真是时光如流水，母亲已离去３８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母亲的身影便时常萦绕在眼前。尤其过了７５岁生日后，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思绪万千，思念母亲之情经常如潮奔涌，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一共生了１１个孩子，其中４个夭折。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家里人多物薄，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家徒四壁”的矮屋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就是最大的满足。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在我长到７岁时，妈妈竟下定决心，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记得那次妈妈说：“我想了想，只有念书，学到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不念书就没有出路，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我看小三挺机灵的，是块当先生的料，让他去念书吧。”

后来，妈妈又专门叮嘱我：“妈妈供你上学，就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有出息、有志气的孩子，而不是像你爸、妈一样，一辈子都是睁眼瞎，累死累活连顿饱饭也吃不上。你上了学，一定得努力，争取多学点文化，长大了去当先生。”那时的我是懵懵懂懂，对妈妈的话理解并不深刻，就问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当先生呢？妈妈充满憧憬地对我说：“当先生好呀！先生不但是不­干­庄稼活的文化人，还能到各家去吃‘派饭’，谁家上学一年轮上个一两次呢！能吃到一块咸鱼，一块饼子，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吃上个­鸡­大腿！”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一年到头糠菜为伴，吃的净是谷糠、地瓜叶子，偶尔能吃上顿带点五谷杂粮的“­干­饭”，那不是过年就是过节。在妈妈眼里，先生一年到头都有饭吃，先生了不起。这使妈妈羡慕先生，更希望我能当先生。正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离开了整天赤着脚、光着ρi股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背着妈妈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迈进了学堂，迈向了从此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了妈妈的笑容，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我让妈妈深信，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一直走下去，我一定能当先生。在妈妈的支持下，我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就在我继续求学信心百倍的时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现实改变了妈妈，也改变了我。但直至今日，尽管“当先生”早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但因之而来自于妈妈的鞭策，却成了一直铭记我左右的警句，激励着我踏实做事，老实做人。

１９４１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到我们那里。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我们村子西边大庙，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乡亲们到处躲避。当时，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拉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往外跑。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一双小脚、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用穿着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了沟里，也正是这一次，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看到鬼子的野兽暴行。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J了新娘。目睹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攥紧双拳，但也只能强压怒火、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

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和家人商量后，妈妈毅然做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妈妈那天对我说：“小三，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不打走鬼子，日子没法过！”我听到这为之一震，在这战火愈演愈烈的时候，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吗？是妈妈看到日军暴行后的一时冲动吗？不，不是的！妈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是妈妈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儿子亦是沧海一粟，可是八路的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她后来对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这些孬种、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看来，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

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好男不当兵”到送儿子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总是感慨万千。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胆略，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走上仕途，成名成将。她的想法只是，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先生”、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就只有去抗争，去反抗，去拿起枪打击敌人。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到送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转变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

离开家后，我先是在县大队里当通信员、文书。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穷人的孩子又不怕苦，所以部队领导对我印象都不错，很快推荐我到当时的“抗大”一分校学习。到达后，我被编入三支队教二团二大队９连，成了一名真正的“学兵”。连队在选人当机枪手时，我被看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考核成绩合格。在抗日战争最后一仗打响的时候，我在全连第一个报名参战。被批准后，我又被编到胶东主力团——１３团，即后来的“济南第一团”，在这支能打能拼的荣誉团队，从当文书，直到当团政委，这一­干­就是２０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部队南征北战，已几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妈妈送我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１９４７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人近昏迷。在生死边缘的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传我已经牺牲了。转到莱阳后，巧遇邻村学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我还活着。”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忍受着伤痛的煎熬。骄阳似火，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口逐渐恶化，化脓生蛆，恶臭难闻。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向战地医院赶。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品，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仔细清洗伤口时，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南方口音我不全懂，大概是担心恶化到这样会造成破伤风，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杠后，就把我推到开刀房。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是要截肢。我那股拗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顾，只顾死死用手把住门框，坚决不同意，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要截腿，先截头，我还要打仗，我还要回前方，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医生说我是条汉子，是硬骨头，就没有截肢。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做完手术后我在想，可以上战场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

我于１９５３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观礼。不久，才回到了已阔别１２年的家乡。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专门叮嘱几个儿女，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又修又补，然后便是每天颠着一双小脚，早早就到村口看着，等着儿子归来。

一看见我，妈妈一句话不说上下打量着我，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无声胜有声！１２年未见，这１２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再见到妈妈已是满头银丝，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爸爸说：“我们家从来没杀过老牛（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弟弟说：“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到家的当天晚上，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其中还不忘了给我熬了一碗咸鱼，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

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我正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心地帮我脱鞋、脱袜，挽起裤脚，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妈妈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

年轻时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时候，妈妈没有哭过。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丨人，妈妈没有哭过。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过。送儿子上战场，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可今天，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她流泪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革命的成功，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不住地含泪点头，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

临走时，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在我的搀扶下，送了一段又一段路，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然而，走出好远，我一回头，再回头，妈妈瘦弱的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向我挥着手。就在这依依不舍中，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乡。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我在北京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当时正是“文革”比较乱的时期，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只好让１１岁的儿子代我回去看望。我没有来得及赶回去，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儿子替我给妈妈送了终。及至我到家，妈妈已经下葬。儿子告诉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问：“三儿哪去了？”我顿时泪如泉涌。妈妈一生为我­操­碎了心，可我没有为妈妈做点什么，就连妈妈走的时候，也没能见她一面。看着地上的一堆黄土，想着­操­劳一生却没享一天福的妈妈，无尽愧疚都化成伤心的放声痛哭。

回顾她老人家的一生，可谓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历史。然而，在儿子的眼里，盛满的却是妈妈的伟大。妈妈是最无私的，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犹如一头躬耕乡田的老牛，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妈妈像千千万万的妈妈一样，无怨无悔地付出着，透支着，流尽了汗水，淘尽了青春，皱纹布满了曾经年轻的脸，重担压弯了曾经挺拔的腰。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妈妈也老了。但老了的妈妈心中装满的，仍然是远行的孩子，哪怕是在临终前的一刻，她依然想着我。

妈妈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却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在国家危难之时，她能放弃自家利益，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送两个爱子奔赴革命的最前方。妈妈是平凡的，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作为她的儿子，我引以为荣。

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多年来，没有在妈妈的床前、膝下尽孝，这种愧疚是难以言表的。但几十年来我没有辜负妈妈对我的希望，为党、国家和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些工作。使自己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寻求点平衡，这也算是对妈妈的养育之恩做点滴的报答吧！妈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到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后做出送儿参军的选择，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儿子的悲与喜，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爱只能化作永久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了。

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每当夜深人静时，妈妈那忙碌的身影、殷切的教诲，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觉醒来总是老泪纵横。

妈妈，我永远想念您！

何期执手成长别

范曾

赤橙黄绿、宫商角徵、芳草奇卉、甜蔗苦连，那有­色­、有声、有香、有味的事物，斑驳错杂、陆离纷陈于前；宇宙洪荒、龙光牛斗、沧海广漠、崇山峻岭，那至大、至高、至奇、至妙的景象，穷方竟隅，并生遍列于后。迅雷激电、飘风骤雨、兔起鹘落，那是速度的光荣；晨晖夕­阴­、朝花夕拾、青丝白发，那是时间的慨叹。这一切，佛家说都是“空”，一切的描述都是皮相之判。然而这皮相的背后，有人偶开只眼，看到了“数”，他们之中的大智大慧者称为数学家。

景星祥云，移驻南开，这一天是伟大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先生执教五十年的庆典。一时间，欧西、亚太、国中群贤毕至。他们其中有法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博规农（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雅（Ａｔｉｙａｈ），中科院数学所所长杨乐，数学家严志达、胡国定、吴文俊等等。这都是用方程和数字构建不可思议大厦的俊彦。陈省身先生端坐主席台正中，显得有些兴奋。这其间有一位对数学完全是门外汉的范曾——我奉陪末座，也十分自在地厕身主席台上。这不伦的地位，不是出于虚荣，而仅是由于陈省身先生的坚请。开会伊始，免不了冗长而多余的祝词、介绍等等。我有足够的时间探讨深奥的数学问题。右侧是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数学家胡国定，我问他“什么是纤维丛？”胡国定说：“数学隔行如隔山，我无法很快捷而准确地回答你这问题。”我在南通中学时代的低一年级的校友杨乐，坐在我的左侧，我们知道，在六十年代初他和张广厚因解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数学问题，曾一跃而为国中光耀的数学新星。我转过头来问他：“什么是纤维丛？”杨乐寡于言谈，不无嘲讽地笑着说：“给你讲你也听不懂。”彼时大失所望的我对数学的神秘崇拜之心多于被奚落的寂寞之感。同时，因为都相互熟稔，三人相顾而嘻。不熟悉英文的我，听到主持的人念到ＦＡＮ ＺＥＮＧ时，正傻坐着，微笑着，杨乐说：“你讲话。”当掌声和目光都朝着我的时候，我才走向了话筒，开始了胡言乱语。我第一句开头劈脸询问：“今天会场上谁的数学最好是不用说了，但你们知道今天这大会上谁的数学最差？”全场哄堂大笑，因为台下坐的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家、教授、博士生，最低的是数学系本科生。“从大笑中，我知道了你们的答案，当然很惭愧，是我。然而我要问你们，什么是数学？”这咄咄追问使会场顿时大为活跃，我不免回过头来看陈省身一眼，他正为我刚才的话笑声未止，瞪着他的一双大眼，揣度我又会出什么厥肆之词。“数学，无­色­、无声、无香、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没有‘数’的奇绝的构成，天地不是道家的混沌，便­干­脆是佛学的一片空白。”雷鸣似的掌声掩盖了我数学知识的浅陋。陈省身先生笑得前仰后合。这还不过瘾，我又问：“陈省身先生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我为讲演计，问过了胡国定先生，他作如此说，我又问过了杨乐先生，他作如彼说，总之一句话，不懂别问。啊！我举头望明月，我不懂你，但我可以仰望你，我不懂陈省身，但我可以仰望大师。”又是一阵激雨般的掌声，只见陈省身捂着脸哈哈大乐，主席台上各国的数学家都侧着身，向他鼓掌。我想古罗马的西塞罗，或许曾经享受过类似的听讲者的热烈回报和感应。于是我奉呈一首七律“纤维胡老说奇丛，便使神思入太空。造化沉浮多幻变，天衣散合总趋同。千秋大智穷抽象，一代学人沐惠风。此世门墙无我地，宁园小坐说云峰。”又送上一幅祖冲之的画像，我冲着陈省身说，“他不懂几何，他没有你伟大。”对我的演讲有一位持异议的人来到身边，那是极负盛名的大数学家严志达，他是我南通的老乡，他说：“陈省身先生和祖冲之一样伟大，他们之间有一千五百年的遥远阻隔。”科学家的严谨和诗人的豪兴大体区别于此。但我告诉严志达，外行话亦若童言之无忌，不能算数。严公颔首。然后又和我谈竹林七贤，他是数学家中对国学最有兴趣的人，这一点，他和陈省身时有龃龉，颇似文人之较劲。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相识应感谢杨振宁先生，没有杨先生的介绍，也许人间没有陈、范的一段因缘。而杨先生的与我相识，则应感谢国务院教委的介绍，杨先生问教委外事处的人，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范曾，我喜欢他的画，教委托我作一幅画送杨先生，当时我很觉得荣幸。画毕之后，杨先生竟然亲自到崇文门我的寓所来看望我。杨先生的坦率、真诚、博大、睿智感动了我，第一次相逢，便预伏着永结同好的君子情怀。我拿出了一张大纸请杨先生写几个字留念，他说他不习惯用毛笔，于是拿了一支钢笔，他想了一小会儿，写了下列的话：“我很爱范曾先生的画，杨振宁。”字写得很小很小，而且笔画严谨不苟，于此我想起每逢展览会在签名簿上恣情放大姓名的人，不免用力过猛。文字语言的简洁，透出了杨振宁先生洗尽铅华的大朴无华。因为他研究的宇宙本质，在《老子》书中叫作朴。我又想起在数学上的“拓扑学”三字，那是奇美的名词，这名词是陈省身先生所起。陈省身先生一般对人客气，但“谦虚”，他似乎觉得多此一举，因为应谦虚的地方，他早就做到了，譬如他说，从小不用功，功课不好，觉得数学好玩，在脑中驱之不去，以至上早­操­的时候，全校同学都作上肢运动时，他会出人不意地、刺眼地高举起一只脚。据陈先生告诉我，在体­操­场上很容易找到他，那出格的必无第二人。还需要如何才是谦虚！当杨振宁在电视上讲到杨氏理论时，他说这理论可以管到下世纪、甚至更远时，我只觉得神圣之自尊乃是任何伟大的人物不可或缺的高尚品德。有一年元旦，陈先生收到两张贺年片，地址一模一样，是巴黎雪夫汉街十一号，一封是法国数学所前所长伯冉（Ｂｅｒｇｅｒ）的，一封是我的，陈省身大为惊讶，原来我与伯冉住在同一座古典大楼之中，我在Ａ门、他在Ｂ门，于是又有了我与伯冉的一段因缘。伯冉先生十分真诚地告诉我，“陈省身先生是大数学家，而我只是小数学家”，他还告诉我曾有一位日本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天下第一”的中文牌匾送他，他不知其意，挂在客厅，后来有中国人来作客，告诉他意思，伯冉大笑取下，说，所幸来的人都不识汉字。回国后，我告诉陈省身先生这件事，陈先生说，“他太谦虚，很杰出的数学家，至于大、小嘛，嗯，大体如此吧。”对于一位位居数学峰巅的人，他有着孔子“当仁不让”的担当­精­神。他决无丝毫的轻忽其他数学家之意，而数学上的（或）这样的符号，就不是在月旦之评中可上下其手的事，那是依象而言，那是真实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之中，陈省身先生一般亲切的称谓是直呼其名，如葛墨林、陈洪，更亲切的称呼是不用姓，这样的人几乎我只听到过一个人，那就是杨振宁，他呼之为“振宁”，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在背后称陈省身为“陈先生”，包括杨振宁先生在内都如此地尊重他。从电话中的“范曾先生”、到“范曾兄”到“范曾”绝对经历了二十年之久，其间的亲疏尺度，也有“数”。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初次见面那是在１９８６年他回国的日子里。杨振宁先生与他同时在南开，陈先生当时并无意回国定居，先生步履健顽，神采奕奕，一双大眼形状与毕加索相似，但其中所储藏则大异其类，毕加索狡黠、凶狠、偏激、自私，而陈省身则慧智、谐谑、宽大、威严，可能所有的人第一次见他之前都诚惶诚恐，宛如他的女婿朱经武先生先把微积分仔细地复习一下。而我则不然，看还看不懂，遑论复习？于是那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是不缺乏的，加上两个人都爱开玩笑，亦若朱先生谓之“臭味相投”，中国文雅的说法为“葭莩相投”。比第一次见杨振宁似乎更多了相逢恨晚的境界。陈省身先生的相貌，按我对骨相的判断：异相也。除眼大有异彩外，耳奇大——长、厚、阔、深四美具，挺拔、垂珠（耳垂如明珠）二难并，这样的杰出耳朵虽千万人无一焉。某人耳则大矣，然软巴巴地，宛似上帝以余料随意捏就，那街边之卖花生仁的老者耳正不小，气则庸凡。陈先生有垂胆之鼻，可见气息宏大、吐纳不凡，而先生之声有如钟磬一般洪亮清澈，远闻之如深山古寺的梵音法鼓。即使隔八间屋子，那频高速缓的声音都会慢慢传来，那他平生用得最多的一词“好极了”，任何人一听即为之雀跃，至于他称赞的“好极了”的对象则有考证之必要。譬如每年他生日，每次人们都会送涂着彩釉的陶质寿星老给他，以此聚积日多，排列于他的客厅橱上，俗不可耐。相信送来的时候，他一定说“好极了”，这三个字表示了大地般的宽容，你看恢恢地轮上面生长着大木巨柯，也生长着野草闲花，我们难道不觉得冥冥之中大地正在赞赏它们——“好极了”。

我决心将陈省身先生放置于他为南开所建的宁园里这些粗俗的寿礼一扫而空，拿了奇石、东周青铜鼎、雕刻、仿清的硬木高几换下了那“好极了”的一切，然则扔了于送礼者不恭，于是我设“陈省身奖”，将寿星老作为奖品送给一次家宴中的所有客人：陈洪、葛墨林、张伟平、叶嘉莹，还有几位不熟知的数学家。不过有一绝对奇妙的想法来自我的倡议，让陈省身先生在像底唯一的一小块陶质犹露的地方签名，这一倡议使所有的人大为兴奋。到了为我签的时候才发现像底也上了釉，毛笔字上不去，我却奇想突发，这一位寿星老唯一的陶质却在头部，于是我请陈先生在那脑瓜上签字，先生大乐，欣然应命，这人间独一无二的陈省身先生的签名寿翁，至今立在我的书房，它变得那么高雅，那么珍贵。不约而同的是，陈先生仙逝之后我偶去叶嘉莹先生处，她几乎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物因人贵，人们不能忘记那一晚高人雅士的欢乐聚会。

日与先生熟稔，对数学问题的探讨也渐Сhā垂天之翅，游于无极之门，而我的疑问也越来越多，这印证了“十个智者回答不完一个愚者的问题”的欧谚。而对在数学上配称“愚者”的画家我，陈省身先生绝对做到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我问：“人们大概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

陈省身：“那我就可以胡说八道。”

我问：“那你比别人为什么高？”

陈省身：“我做得简捷、漂亮。”

我问：“齐白石画到九十岁还有新意，您呢？”

陈省身：“类我类我，我也有新的发现。”

我问：“人们对大师之产生各有所说，你做何解？”

陈省身：“一半机遇，一半天赋。”

我问：“努力其无用乎？”

陈省身略停数秒钟，然后出人意外地回答：“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与成为大师是关系不大的，成功和成为大师是两回事。”这真是妙语惊人，而且越想越使人钦服，非大师不可作如是说。与此相应的问题，见于一次某记者对陈省身的采访。

记者：“大师是怎么出现的？”

陈省身：“唔——大师，大师——唔，”先生支支吾吾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位十个智者也回答不完问题的提问者满意。

“冒出来的。”在旁听得不耐烦的我真是冒出了一句妙语。

陈省身先生大为赞赏：“对，范曾说得好极了，冒出来的！冒出来的！”

那记者的眼中露出了不解、茫然，先生习惯­性­地举起他的左手，作中止提问的示意。

古往今来，大师绝对是少数人、极少数人，既不可限以年月，树以指标，给以条件，他们不知何年、何月、何地、何因，霍然而起，伟然而生，卓然而立，那是无法解释的。以我之体会，大师必具条件有三：智、慧、灵。智，不光是好学可得，这并不有悖《中庸》“好学近乎智”的结论，好学者，只是“近乎”，而达到峰巅的“近”，宛若奥林匹克运动会短跑冠军刘易斯的成绩，恐怕得等一个世纪的努力才能打破。以此知这“近乎”不是“等于”。而慧，则是来源于先天之根­性­，佛学所谓“慧根”者也，生物学所谓ＤＮＡ者也，那就是只属慧能而不属神秀的质的分际了。有智矣，有慧矣，而无灵，亦不足为大师。灵者，似有似无的感悟也，忽焉近在睫前，忽焉远在天边；灵者，如梦幻，如泡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灵者，迅捷而来，迅捷而去，绝对留不下一丝痕迹。而灵，绝对是古往今来一切大师不可或缺的光照，它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本体？不去详为探讨了吧！灵，在阿基米德浴室的澡盆，在弗莱明贮葡萄球菌的平皿，在贝多芬的音符，在帕格尼尼的琴弦，在陈省身的公式，当然也在某些人的画笔。

灵，如晨曦清露、中夜细霰，远望之有，谛视之无。它浸润着慧智之域，带给人们天心月圆、花开满枝的胜景。

陈先生为天津的少年们曾题“数学好玩”，这句话如出自平常人之口，那是索然无味的。而出自陈省身先生之口，那就包含了他的无限深情和他投身其中七十年的漫漫求索。“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他九十三岁高龄之后，他每天早晨四时起床，要解一个什么世界难题。而且他对下一世纪的数学家们提出新的难题，为此他作了一场令人感佩的讲演，他的思维如静影澄璧，清晰而透彻，闪烁着青年人一般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位数学家像陈省身先生一样，表现出岁老弥坚的弘毅­精­神和不屈意志。然而这是苦役般的劳动吗？非也！——“很好玩”。什么是天才？尼采有云：“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我在《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一文中曾引用之，这七点今正可验于陈省身先生之生命。“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语），陈省身已为人瑞，犹作登数学奇峰之旅，非“狂者进取”而何？“狷者有所不为”，对世上异端怪说，疾恶如仇，有学生杨君持种种特异功能之书，呈于先生面前，先生大怒，推扔满地，下逐客之令，狷介之­性­时有令人骇异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垃圾，绝对横扫，毫无商量。我告诉他：“您做得对。”陈先生说：“你认为这样是可以的？”我说“当然！”陈先生谈话，有时滔滔不绝，有时要言不烦，全看其­性­质而定。最简捷的时候，往往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斩钉截铁，不假任何题外的修饰。有一次我邀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于东艺楼我的画室小坐，谈得正高兴，走来几位物理学的博士生，滔滔不绝地向杨振宁先生问物理疑难，我听不懂，但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判断出他们的语无伦次。从杨先生不太屑于回答的神态上，看出大师的忍耐力。正好坐在旁边的轮椅上的陈省身先生大不耐烦，举起左手，“别问了，你们成不了爱因斯坦。”可见我的判断不错。后来我问陈先生发脾气的原因，他说其中一人既愚蠢而又狂傲，“这样不可以，振宁不会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还有一次在叶嘉莹先生的八十大庆上，有一位老而不重的先生于讲坛上訾謷无状，信口雌黄，直呼陈省身、杨振宁先生之名而有并驾齐驱、共赴绝域之概。陈省身先生高举左手作狮子吼：“打住！我们老年人就是要少说话！”以上是我见到的陈翁三怒，这三怒非“神圣之自尊”而何？而尼采论天才的中间五点，亦皆陈先生穷奥溯源时的状态，这不只是陈省身先生所专属，古往今来之有大创造者，概莫能外地都有着这种天才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赤子之态。

记得陈省身先生七十岁生日那天，陈先生彼时步履稳健，独邀我与叶嘉莹先生作一次小庆，听叶先生谈诗，当然是人生之至乐，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为之击节。我说：“今日不可无诗，陈先生您先来。”陈省身先生不假思索，一句诗脱口而出：“百年已过四之三。”我说：“妙！妙！数学家片刻不忘数学，此其验矣。”叶嘉莹先生以诗评的口气说：“的确好，宋人有‘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自有词以来，我以为用分数而入词者，可谓千年一遇，而又出于陈先生之口，简直妙得很。”于是我倡议每人作一首诗，第一句必用“百年已过四之三”以为庆贺，第二天交稿，因为陈先生点的珍馐尚未动箸，所以不作即席之吟，第二天写出后，叶先生对陈省身的诗一字不改，对我出韵的毛病提出了意见。后来这三首诗发表在《天津日报》，这是极有趣的人生诗篇。

佛家有云：“以逆境为园林。”人生道路不会一马平川，不踬于山者踬于丘，不踬于丘者踬于石。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对待坎坷，人们如何看待你的坎坷。我当然不例外地遇到了这样的逆境，同时我却能如此生活于逆境之快乐中，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显然是伸出了援手、带给我无上快乐的两位科学大师。于是有了一场史所未见的“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的讲座，由物理学家葛墨林兄主持，这场讲座有着一个大的背景——

先是，有一位物理学家谈到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且不谈这比喻的不伦，而其所举之例证，实在有悖科学之­精­神。杜甫有“细推物理”便是第一个提出了物理学之名词；屈赋有“南北顺椭”字，屈原便发现了地球是椭圆形，《天问》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浙江运用了数学，创对称之山水等等诡言谲说不一而足。而画家们一夜间都深刻了起来，画出了一批十分费解的作品，而每张作品的背后都有着科学伟力的支撑。我断定是这位科学家使一向持重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勉为其难地画了生平一张最荒诞的题为“弦”的画，那是一根混乱而驳杂的粗细不匀的线，纠缠着。据说这“弦”已超过了多维空间，而和深奥的数学玄想联袂。陈省身先生请我去宁园看一本这位科学家的著述，他说这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显得荒诞，他简捷地一语破的：“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地球是椭圆的。”他告诉我，一会儿有两位科技馆的人来，你替我接待一下吧。果然有二位来了，显得有些深刻。我说，这位著书的科学家大概是出于科学上的寂寞，折腾出这样的学说，牵强、荒诞而无聊，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不会支持你们所想举办的展览。然而奇怪的是展览会上偏偏展览了杨振宁的油画像和陈省身的雕像，意思是他们支持这荒唐的游戏。这样的欺世手段，也许为的是蒙蔽群众，也许根本上别有机心。我以为由真正懂得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的人来谈美，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了。于是“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在南开园里拉开帷幕。陈省身先生站在数学家的立场开始了他有趣而深入浅出的论述，他谈到数字是那么的美妙，不可言说。一个神妙的故事以为滔滔讲说的开端：１８世纪，在德国的一所学校，数学老师叫学生们回答１＋２＋３＋４……一直加到１００等于多少，少顷，一位年甫弱冠的少年站起来说：“５０５０”，这就是后来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高斯。接着我似乎听出“数”竟有“无理”、“有理”之别，有延伸于一轴自东而西的有理数与无理数，还有驻足于一个平面上的复数。有永远纠缠着你的开方不尽的数，譬如２，还有－１开方之后生出一个符号ｉ，这就是虚数。接着陈省身先生谈几何，妙趣横生。理科学生们的兴高采烈和笑声，使我知道先生讲得­精­彩，也跟着不甚了了地傻笑。他说：数学是一个至美的境域，数是一个奇妙的­精­灵。演讲既毕，有一个好问的学生站起来问：“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陈省身先生说：“这也是我想向你提的问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陈省身先生退出了会场。接着我在朗诵了一段我的长诗：《庄子显灵记》中“智者——爱因斯坦”之后，谈到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的友情，告诉同学们今天这样的科学家已硕果仅存，只有陈省身先生和爱因斯坦的邻居能如此了解爱因斯坦。我的讲演着重谈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科学重理­性­而艺术重感悟，同时对甚嚣尘上的科学与艺术的“一币两面说”渐有披靡国中之势抱着忧虑之心，我以为这正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张目和鸣锣开道。一个怪力乱神的艺术乱世将会来到人间，而当这样的魔鬼一旦从魔瓶之中蹿出，那艺术的灾难便永远不可收拾，我们需要的是筑起水火不能入、虎豹不能侵的铁的长城。因为一种荒诞信念的侵蚀对民族­精­神的动摇，比火和剑具有更大的危害。和谐的追逐从古代的孔子、老庄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一直绵延至今，使我们生活于有序的地球和人间，而后现代的所有失序，都在危及着人类的平静，其中充满着斗争和矛盾、噩梦和呓语，甚至戕贼生命和残暴酷虐。后现代不是美妙的信仰，不是诗意的裁判，它带给人类官能的反感和心灵的损伤。呼喊和谐，回归古典主义，与大美不言的天地相往还、相对话，是陈省身先生和我谈美的宗旨。葛墨林兄作了­精­彩的总结，他要同学们记着这一天，这将是人生难再的幸福的回忆。

前文谈到的纤维丛，必有奇美在焉，了解纤维丛的机会终于来临。在一次研讨陈省身数学成果的大会上，吴文俊先生用他的南方口音讲，那是陈先生从宇宙取下了“一小块块”如何如何，整个会议除听清这四字而外，其他的公式都与我无关。参之杨振宁先生赞陈省身先生的诗：“天衣本无缝，妙手剪掇成。”我想，宇宙的天衣无缝、自然本在那是陈省身先生理论的依据，也是他与宇宙对话的核心。这“妙手”应是冥冥中的目的，那是谁的手？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中国的道、天、诸天？无法说，那妙手必凭借陈省身先生这样的数学家解析而后再行剪掇，剪掇出“一小块块”，重新把他略无缝隙地送回天宇。

有着童稚之气且好谐谑的陈省身有一次告诉我：“范曾，我有钱了，以后请客不用你出钱，全部我来付。”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弄来多少？”我挑战似的询问。

“一百万美金，绝对够我们吃饭之用。”陈省身先生告诉我，第一届的邵逸夫奖决定授予他。

“哈，一言为定，你的这笔奖金，我们必须吃完之后，才允许你离开人间，一年我们吃它一万元美金，你还得活上一百年。”我大为兴奋了。

陈省身说：“一百九十三岁，嗯，可以的，一万元美金太奢侈，人民币吧。”态度有些认真。

“哈哈，那吃它八百年，你比上古传说中的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还高寿。”两人相与大笑。

数学家和哲学家有着不解的因缘，至高至尊的数学与哲学的邂逅，使两者相得益彰。从毕达哥拉斯到莱布尼兹都是大哲，同时他们更是伟大的数学家。大数学家的所向无敌的武器是逻辑，他们距逻辑越近则距具体的数字越远，那能心算１０位数２８次方的印度­妇­女，是卓越的算术家，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学家。计算机，能在比数学家快一万倍的速度下计算数字，但它不是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平生不会使用计算机，也没有一次有求于计算机，他的玄想用不着它。南开大学要从数学经费中拨款购置一个硕大无朋的计算机，先生颇为不满。有人前来询探先生的意见道：“你是我们的旗帜，只需要你表一个态就可购买了。”先生说：“好吧，那就在旗帜上写‘陈省身不要计算机’。”不只对计算机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陈先生也很少数字之计算，陈省身先生有一次在天津凯悦饭店请客，付款时，几百几十几元，他来回计算，最后的得数才和发票的仿佛。陈省身先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不要以为数学家必须有前述印度­妇­女的本领。

有一天，陈省身先生与杨振宁来我家，用不少英语词汇在谈话，原来在商量这一百万美金的捐赠事宜，杨振宁先生提议的地方，陈先生都欣然同意。最后将一百万美金一元不剩地送光。我看到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此平淡地对待这一百万美金，不仅平生所仅见，连我也不曾做到。所谓知识分子之“士节”，正在临财廉而取予义。大师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以后所有的饭局，依旧在宁园的小餐厅进行，有时我从外边叫来淮扬系的“公馆菜”正合陈先生口味，可恨葛墨林竟吃不出好来，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葛墨林品菜水平的低劣，不免微词，陈省身先生准备请客八百年一事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自己的寿数，陈省身先生怀着永年的信心，一百岁绝非上限。

更大的喜事临门了，国际小行星联盟批准了北京天文台的呈报，对陈省身先生授予殊荣，以“陈省身”命名一颗天外的小行星。陈省身先生说：“有趣，很有趣的事。”似乎好玩之心胜于激动之情。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祖国的数学。他以为中国是可以成为数学大国的，为此，他竭尽­精­力，消磨了他生命的最后年月。

２００４年夏，溽暑炎蒸，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有一件事十分紧迫地时时缠绕着心灵。这种感觉来得突兀，来得猝然，得快快动手，刻不容缓。我不相信神的启示，但很多事使我对冥不可知的天地抱着敬畏。这高天厚地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它们之间那无形的业果，竟是那样不可思议。我立刻要画陈省身和杨振宁这幅大肖像画。这是陈省身先生２００２年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提起的，当时我问是画肖像，还是画古人习用的行乐图格局，陈省身以为都可以，我答应了。此后，陈省身先生曾多次提醒我早动笔，也嘱葛墨林兄和裱画名师耿淑华催促，我总是告诉陈省身，叫他耐心等待。我相信真实的情感会使这幅画­精­美而生动，这是一幅世界科学巨人的对话，他们的友谊是科学史上人文­精­神之典范：既有深邃博大、不可端倪的科学­精­神；又有温文尔雅、亲和诚信的东方风仪。

开笔之后，我绝对是处于一种冷静的理智与奔突的热情交会状态。心往笔走，八龙蜿蜿，玉轪并驰。那时，天地­精­神奔来腕底，一笔一画，无非生机。当陈省身先生双眸既出，我就断定了此画的必然大成，那莹莹而欲动的眼神，包含了他阅尽人间繁华归于淡泊寡欲之境的崇高；包含了他探究宇宙奥秘、深入不测之域的睿智，当头部画毕，陈省身先生已跃然入目，如闻謦欬，如坐春风。一个半小时过去，由于G情，也由于天热，汗涔涔而透衣矣。

然后画杨振宁先生，这时最是艰难，由于我从不打铅笔底稿，下笔乾坤已定，非有峻极的本领不可如此从事。杨振宁的眼神必须落在两米远的地方，必须与陈省身先生的眼神相碰撞。这不是寻常的一瞥，是世纪科学峰巅的晤谈，目遇而神授，堪称传神杰作。在此，我无意伪为谦揖，我想，是两位伟大的人物给了我灵感，即前文之所谓“灵”。

大画既毕，先请葛墨林兄欣赏，他当时的惊讶和快乐难以言表，不停地说：“太妙了。”当晚他通知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第二天陈省身先生从天津赶到北京碧水庄园我的寓所，当轮椅推到这丈二匹的大画前时，先生大喜过望，几乎是高声地喊着说：“伟大！伟大！”接着玩笑地补充说：“我和振宁跟着这幅画不朽了！”我说：“你正说反了，我跟着描画的伟大人物不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的兴奋，比起那天上的小行星，这幅画似乎更“有趣”，“很有趣”。

第三天杨振宁先生带着一个留美的物理学博士来看此画，杨振宁说：“陈省身先生画得太像了，我自己看自己，不如别人看我。”于是他问博士，“你看像不像我？”博士说：“太传神了，太像了。”杨先生的兴奋不亚于陈省身先生，当晚他传来了ｆａｘ，激赏此画，尤其对画上题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和诗“纷繁造化赋玄黄，宇宙浑茫即大荒。递变时空皆有数，迁流物类总成场。天衣剪掇丛无缝，太极平衡律是纲。巨擘从来诗作魄，真情妙悟铸文章”。备极赞赏，以为虽英之大诗人蒲柏（ｐｏｐｅ）之作无以过。

然而，不幸的事从天而降，六合的大雾笼罩着，天地一片茫茫，真个茫茫！巨人因心脏病倒下了。飞机停航。我从济南乘火车直奔天津，直奔天津医学院总医院。先生正在昏迷之中。奇巧的事发生了，当我站到病床边的时候，先生霍然醒来，睁开着一双大眼，口中模糊地发出“范曾，范——曾——”的轻微声音，而且颤动着右手，似乎想抬起来握手，我紧紧地握着先生的手，他完全没有表情，一会儿又昏迷过去。他一生最后讲的两个字，就是“范曾，范——曾——”，这光辉生命最后的一抹余霞我见过了，那是平静的。天­色­渐暗，先生的心脏测仪上，由微波而画为一根线，一根绝对无情的线。

我和葛墨林、张伟平默默地将先生送进了太平间，时值隆冬，像地窟一样的寒冷，人们相顾流着无言的泪，更无语言，何须语言，夫复何言！

陈省身先生的女婿，卓越的物理学家朱经武先生说：“他是带着快乐走的，有三件事：小行星的命名，邵逸夫奖，还有他看到了您画的这幅画。”

从淌着血的心灵里流出了一首痛定思痛的诗：“大雾茫茫掩九州，中天月­色­黯然收，何期执手成长别，不信遐龄有尽头。一夕宁园人去后，千秋寂境我悬愁，遥看亿万星辰转，能照荷塘旧日鸥。”

南开园的新开湖畔，深夜里一片烛光，上万的莘莘学子，举着闪动的蜡烛，向我心目中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告别。庄严肃穆，悄焉寂然，没有哭声，也没有抽泣。只有无法慰藉的哀思举起了崇高的无际光焰，象征着他智慧的光亮，这光亮曾照遍人类的几何学圣地。

告别大会隆重而悲哀，人们都记得杨振宁先生对陈省身先生的崇高评价，记得他诗中将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陈省身列为人类几何学的五座丰碑。卓越的数学家邱成桐先生说：“我们以毕生的­精­力，也做不到陈先生十分之一的工作。”我想，这不是谦虚之词。

人们在哀乐声中仰望长空，夜­色­已浓，那一颗闪烁的行星——陈省身已渐行渐远。

人生几度秋凉

王充闾

一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岤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滨孙。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丫，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和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１９３８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地­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泄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头破血流，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地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作的孽啊？唉！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１８０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J”、“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１２·１２，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１２·２５，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１３天，后是蒋扣张５４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息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幅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喀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帐；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２０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帐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３１岁离开东北，３３岁离开北平，３５岁离开武汉，３６岁离开西安，３７岁离开南京，４６岁离开大陆，９３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作“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辞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副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扮演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ρi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１９５６年到了，终于熬过了二十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待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幅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炽烈的熔岩包上一层厚厚的硬壳，照样在地底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变换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碾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的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忆往追怀，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是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九十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陨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耸峙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恸、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１６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最为出­色­当行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不如意，‘瘸子ρi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能够与之媲美。当然，要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作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３６岁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６５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大概就属于这类典型吧。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恐怕很难说清楚。

无疑，剧烈的颠簸，­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将像致命的强酸终朝每日地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因此，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承受不住重重心理压力，以致过早地摧折。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１０１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挨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牢底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其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J”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J”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我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够活到今天，看到海峡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怀的两句古诗。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曾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伴着海雨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立身天地之间，可说是“俯仰无惭”。他曾以做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郎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书祭

舒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六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５０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的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得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铯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腑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正看得入港，朋友叩门，慌忙把书往抽屉一塞。与人敷衍双目无神，语焉不详，人以为热恋之中。有时家人喊去吃饭，书摊于桌上，朋友来了，照例推门就进，见桌上有好书，坐下就读。我饭后回房，跌足不及，又扳他不动，只好另取一本，斜倚床头，各自为政。唯书页翻动，有如蚕食之沙沙声。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领去索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折枯枝生火，舀石下清泉，泡他带来的“一枝春”。他主动赦免，将浓汁降低为茶汤。我卤的猪耳朵，朋友带的月饼水果，介于他的白酒和我们的啤酒之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是长城­干­白葡萄。于是皆大欢喜。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报社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１００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

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啊！”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唯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唯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我那时太年轻、太任­性­，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脸­色­的­阴­晴变化。只记得不久后，有亲戚朋友从海外带进台湾版、香港版的《美国当代诗选》、《英国当代诗选》，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和他分享。等他将书还回来时，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他把它们全抄下来了，我保存着他手抄的诗集，有米列的，有普拉斯的，字迹一丝不苟，有如他本人。

想到一向懒散的他，如何置热茶冷于壶，任烟卷灭于指间，为了赶在朋友限定的时间里，留给我一份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我就心如刀割。

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就在他住的附近。每逢停电断水、检修或原料接不上那些短时间的空闲，我就从车间边门一溜烟顺小路去他家。他屋里总有两三个记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与书无缘，他们抽很凶的永定土烟叶，啜酱油似的酽茶，­操­最简单的字眼，这是个男­性­世界，我冒冒失失闯入，一定使他们尴尬，我自己浑然不觉，笔直走向那张唯一的已让出来的破红木太师椅，坐下就看书。他们并排挪到湘妃榻，继续抽烟。

我的小城本就封建闭塞，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为滴水不漏。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出入老单身汉家中，无异惊世骇俗之举。凭直觉我想他对我的我行我素持一种欣赏姑息的旁观态度，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吗？还是我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小富起来，然后大红大发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大年初一，我邀不到合适的朋友同往，独自去拜年。小楼更加破败，楼上已不能住人，但这片地产已像金矿一样露了头。闲坐的面孔换了新人，还是叫不出名字。书橱得以名正言顺，多是新书。我只敢远远瞄一眼，不敢逡巡，以免彼此为难。他依然卷烟丝，泡茶燎伤我的口腔黏膜，话极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１９９４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的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二十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爱到深处

郝卫宁

父亲４０岁时有了我，我４０岁时没了父亲。

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我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

１９２４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１５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１９５５年，姐姐出生，名“丽炜”，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１９５８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１９６３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１９７４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心里踏实。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１９７８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四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五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饭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是成个儿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上小学时，样板戏盛行，女孩儿们都喜欢留李铁梅那样的长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粗，长到腰间，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们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担任报幕员。那天一大早，父亲说：“今儿我给你编辫子，你自己编得松，脑袋乱蓬蓬的，上台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镜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从上到下把头发梳通，揪得紧紧的，编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编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说不行还是不紧得重编，于是散开重编，如此反复几回，就在系好辫绳起身的一瞬，他曾摔伤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的汗，我抱着他的头吓坏了。“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你转过身去我看看辫子好看不？”我转过去从镜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劲按着腰一只手使劲扶着墙慢慢往起站，我的泪就落下来了。他强笑着：“傻孩子，这点儿事就吓哭了？这要在战争年代还没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当地下党啊你！”他整了整我的头发帘儿：“快去学校吧，报幕的时候声音大点儿，让我听见。”学校离家很近，­操­场上的声音常常传到家里来。演出完我跑回家，父亲躺在床上，母亲说单位大夫来看过了，不让动，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湿了。父亲说你报幕时说“下一个节目是……”的“下”字声音发劈了，不圆润。我说那是为让你听见才使劲喊的。那天下午我让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馆，把辫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让相馆的阿姨把辫子剪了，回家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梳辫子了。父亲眼角渗出泪，把头扭到一边。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写信告诉我，在收拾父亲的皮箱时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辫子，是那天父亲让她去照相馆找回来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我想，父亲是把辫子当成了他丢失过的爱女，怕再丢了找不回来。我为父亲痛剪了它，父亲为我珍藏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竟填了入团申请表，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历史地成长了。没承想，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闯入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当时出台一个政策，对出身不好但１９４９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稳稳地横在我的档案袋里。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我长大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对父亲说我有男朋友了，父亲问：对你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好？我说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会儿，他把钱夹给我垫着，走时忘记拿了，过后他说钱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凉那才算事呢！父亲笑了，问他家是哪儿的？我说跟咱一个市。父亲说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家来吧吃个饭。又问他爱吃什么，我说：鱼。晚上，极少下厨的父亲做了一大桌鱼宴：红烧鲤鱼，­干­炸小黄花鱼，清炖鲫鱼……第二天，发现父亲的脸上手上全是红疙瘩，母亲说，其实父亲已经有好一阵子对鱼腥过敏了，但昨天做鱼他不让别人Сhā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他开始练书法，说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是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走“行草”。我常常取笑他如此的长­性­。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内­裤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查出癌症。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身体受苦，不能让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亲７８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几天，他写了一张“心旷神怡”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说：“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ＣＴ”。他躺在扫描室，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ＣＴ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勾一勾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以后他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需要人搀扶，下不了床，翻不了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扶，颤抖着自己走路……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不间断地输液，使父亲的双手浮肿青紫。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整天捏在手里，医生护士都好奇地问是谁给你的呀这么珍贵，他笑而不答。他对我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己。’这是老爸为你做的《新编白兔歌》，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泪水无价，但此刻我却不愿保留。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问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我的心这才一松，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

六小时后，父亲去世了。

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拿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１００元１００元的钞票，她强行塞给曾经帮助过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是宁宁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对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你这些年给爸爸过生日的钱他都没花攒在铁盒里，临走时说那里面一共有三千多元，让我用你的名义谢谢照顾过他的好心人。”

父亲终于撇下我去了，舐犊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个困扰我一生的谜底永远永远地被他带走了。

父亲在时，我不便探问底细，仿佛对于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好奇的追问是一种罪过。父亲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对父亲的陌生。我自责对父亲特殊的心灵理解了多少。父亲走了，他又回来了，梦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秘而不宣，对“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为什么叮嘱我谨慎笔墨，“见事不好要躲开”；为什么让仨子女“不要当知识分子”；为什么灵魂升天、永别时刻唯独拒不见我，且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父亲把爱渗透到女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女儿体味他的仅仅是难忘的气味。我爱父亲，却始终解不开父爱之谜直到永别！多么深不可测的父爱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了。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亲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告别这个晨曦微露的世界时，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爱女？那是他对女儿最后的保护。

那年我丢了，父亲找到我；而现在，父亲丢了，我却找不到他。父亲没了，以后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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